这里所说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当然是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在文革中，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从国际上来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冷战的产物。冷战虽然没有热战激烈，但是它却更让人揪心，因为在这里更多的是心灵的恐怖。心灵的恐怖，是最难以忍受的；就像等待处决的囚犯，每一分每一秒都为死亡所笼罩。其实，研究一下文革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时期人们所有的不只是狂热、激情，更有的是战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感觉。也就是说，人们所以狂热，所以充满激情，乃是不得不狂热，不得不充满激情。如果不狂热，不充满激情，那就是自绝于人民。在那个时代，个人的生存空间其实很小的，人们更多地投入到了集体生活中，为集体无意识所支配。也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的潜意识中，人们就如同被压到极限的弹簧，随时都能够弹射出去。那个社会积蓄了太多爆炸性的力量，哪怕有一个小的突破口，就可能火山大喷发。如此紧张的社会，究竟好不好？我们何尝不知道，所以把社会搞得那么紧张，不过是为了进入理想的乌托邦，即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有什么条件么？当然有，那就是社会生产力非常发达，物质涌流，人们的思想境界空前高尚。这个条件的满足，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随着人们热情的高涨，就顾不了那许多了。人们只想快点进入共产主义。那怎么快点进入呢？也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意识形态无疑是悬在天空中的一把利剑。许多时候，意识形态都是钦定的，不可以胡说八道。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他说：“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大肆批判说，刘少奇“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又说，刘少奇“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写批判文章的人，不只是学识渊博，而且深懂断章取义的真谛。其实，即便从最伟大的著作中，抄录出最精妙的段落，都是可以批得体无完肤的。然而，要说刘少奇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代表者，没有必要往共产主义那里拉扯的。共产主义，当然有真有假，而刘少奇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历史自有公论。很大程度上讲，刘少奇不过文革中树起来的靶子；他被完全抹黑、打倒、以致迫害致死，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但在文革的逻辑中，这冤枉又实在是有理的。一场伟大的触及到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总要有个革命对象吧。即便没有革命对象，也要创造出来，用那时的说法叫做揪出来。然而被揪出来的，似乎每个人都是忠肝义胆，无限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个时代，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贯输，几乎所有人都无条件的接受了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不得不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是由于这种理论根源，那个时候讲，敌人已经混入了共产党内部，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并且显然背离了真实。然而，如果现实不是漆黑一团，那文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文革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并且它存在的理由还是非常深刻的。文革即便是灾难与浩劫，也是深刻的灾难与浩劫。我们常讲，历史是一面镜子，其实文革何尝不是一面镜子呢？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这面镜子，照见了人性的疯狂与丑恶，便把这面镜子跺得粉碎吧。镜子是没有罪的，但人性的疯狂与恶必须得到抑制。 （四）所谓的“你死我活”
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所以反映到意识形态上，自然也是你死我活。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以资本主义的败亡为基础的。既然如此，它们的矛盾就是无法调和的。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在以物质为条件的现实斗争中固然激烈，在意识形态上同样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也不会放弃在意识形态上的争夺。社会主义所自傲于资本主义的，自然是纯洁的意识形态，高尚的社会道德。资本主义虽然对自己的自由世界非常自信，但是它真正有诱惑力的地方，还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总爱讲自己的优越性的，但是这种优越性，又只局限在意识形态上，而在意识形态之外，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真有许多落后。不是讲社会主义优越么，可为什么反倒落后了呢？要找原因，那自然乱七八糟一大堆，但是，落后却是事实。没有办法，只有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管理制度。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巧妙地绕过了意识形态的暗礁。随着冷战的结束，两种意识形态似乎从“你死我活”中走了出来。也正因为从“你死我活”中走了出来，所以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你死我活”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对于所谓的“你死我活”，我们是当做笑话来听的。当时人们几十年才能走完的道路，我们似乎几步就走完了。在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笼罩下，真有那种咫尺天涯之感。我们所以觉得那时候好笑，也只是因为现在进步了。“你死我活”，作为一种追求，也并不错；但是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即便真的“你死我活”，也会付出沉痛的代价，岂不闻“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最好的自然是“你活，我也活”。能够在谈判桌上解决的，就不要在战场上解决。自由战士的枪固然不能放下，但是代表永久和平的橄榄枝更为重要。“你活，我也活，”实现的是双赢，而“你死我活”呢，我们纵然得胜，那也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我觉得，从“你死我活”中走出来是对的，我们的目标是“你活，我也活”。不过，在“你活，我也活”之外，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对立项，也就是“你死我也死”，“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这个大抵是恐怖主义，人体炸弹。不可否认，恐怖主义中有民族主义的成份，但是，它的袭击目标，却是无辜的平民，所以我们是没有法子肯定的。“你死，我也死”，这是有悖于“你活，我也活”的终极的。“你死我活”在许多历史条件下，还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有它的积极作用。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这是对“你死我活”的最好写照。牺牲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似乎也是可以肯定的；岂止可以肯定，简直应该表彰，因为这是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你死我活”大抵是必然走过的历史进程；没有这样的一段历史作为基础的，我们是没有法子追求“你活，我也活”的。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不能讲“你活，我也活”，因为外敌所以入侵，那便是不让我们活；所以，我们必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在内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讲“你活，我也活”，因为仗己经打起来了，只能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结束。现在人们己经倾向于把文革看做一场内战了；对内战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虽然显得公正，但却并不对。我们要否定的是内战本身，是动乱政策，而不是内战双方。我们要告别的是“你死我活”的内战。战争当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是，当战争连年不断地打下去，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就都模糊了。到那个时候，便只有终止战争，终止动乱，才是正义的。如果大家都在讲“你死我活”，那最终的结局似乎只有一个，就是“你死我也死”。其实，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利益集团的“你死我活”。但是，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牵累最多的却是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的纷争中，知识分子像皮球似的，被踢来踢去。在文革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反动的；这种反动，几乎成了灵魂的反动。文革既是灵魂大革命的时代，也是知识分子生命尊严扫地的时代。“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弄得知识分子死去活来。死去活来，那自然是炼狱了；在炼狱中，能够打倒懦夫 ，也能够成就圣徒。可放眼天下，有几个圣徒呢？只有懦弱，才能活下来。
（五）生活在意识形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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