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讲派性，就不免讲到正邪的对立，我们自然都乐意站在正义的一方，而去反对邪恶的一方，但是，是不是正义的一方，全都光荣、伟大而又正确，而邪恶的一方，全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呢？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但问题就恰恰出在应该没问题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名门正派都代表着正义，在这里面同样有奸邪之徒。在邪恶的一面，也并不都是丧尽天良的，也有许多善良之人，只不过一时选错了道而已。也就是说，无论正邪，似乎都处于一种鱼龙混杂的局面。站在正义的一面，绝对没有错；去反对邪恶，更没有错，但是，在正邪的尖锐对立中，还有人性的存在。当然，谈到人性，人们就会围绕着性善论、性恶论争论起来。有的说，人之初，性本善，而所以后来变化，那全是坏的环境造成的，正因为如此，才有的孟母三迁的故事；有的则说，人性本来就是恶的，但通过教育可以改好。说的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人之初，究竟是善还是恶呢？好象谁也说不清楚。如果说人性本善吧，难道从娘胎里就是圣贤，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要说人性本恶吧，难道生下来，就罪大恶极、反动透顶，似乎也不对。我倒倾向于人性的本来，是无善恶的，因为善恶，是社会性的道德评价，而人之初，自然是没有进入社会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善恶了。但一旦进入社会，为环境所熏陶，人性得到培育，那善恶自然也就有了。我们知道大善人，可能有恶念；正是这恶念，造就了所谓的伪君子。同样的，大奸大恶之人也是有善根的，否则就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了。人性是相当复杂的，它甚至是超越善恶的。善不足以把人捧到天上去，同样的，恶亦不足以让人坠入十八层地狱。超越是非，超越善恶，当然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为是非善恶所苦苦折磨，就好么？我们当然是向善的，但是向善又有什么好处呢？按照因果报应来讲，自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真的是这个样子么？我觉得所谓的因果报应，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道德理想罢了。好人未必有好报，恶人也未必有恶报。如果好人有好报，那就不会有屈死的岳飞；如果恶人有恶报，那就不会有张狂的秦桧。作为道德理想的因果报应并不错，但也只是在道德理想上不错，可若施之现实，就不免有一种沧海桑田之感了。所以，好人没有好报，是不必伤心的；这正如同恶人没有恶报一样，不必痛心。阳光照耀善人，也照耀恶人。恶人并不因为恶，就该罪该万死。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生才是最大的善，死则是最大的恶。我们不是激烈的否定人性的恶么？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讲，最大的恶属于更高的恶善，恶是推动人类历史的杠杆呢？善恶，这是道德上的，也可以说是伦理主义的，但是，历史主义，就不管这许多，它为了给自己开辟道路，往往要流尽最优秀儿女的血。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我觉得，这并不是首要的，首要的是活着。所谓的善与恶应该服务于活着，而不是凌驾在活着之上。坏人花天酒地，好人流落街头的世道，我们当然不喜欢；但是，把这完全颠倒过来，是不是就合乎我们的道德理想呢？好人要活，坏人也要活。以为用好坏，就可以抹掉人的尊严，甚至为人的一切，确实有点霸道，并且这霸道还有点天真。也可以说，人要活，是高于好人要活，坏人也要活的。好坏不过给人贴的标签，并不足以反映人的全部。我觉得，曹雪芹所讲的“正邪两赋”的人格，是很深刻的。虽然不能说这是哲学的一个创举，但毕竟有它独道的地方。“正那两赋”的人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这可以让我们改变对人性全善抑或全恶的简单理解。人性不是那么简单，这就如同人不是那么简单一样。正邪的对立，当然可以上演历史的活剧；但是，人类的历史就只有正那的对立吗？如果这样认为，就把历史简单化了。我觉得，应该超越正邪的对立。有人说，超越正邪的对立是最没有良心的。人家在为人类的前途流血、牺牲，你却躲在僻静的书斋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你难道不应该感到无地自容吗？也许，只有流血、牺牲，人类才有好的前途吧。但是，与这伟大的历史擦肩而过，并不就罪该万死吧。 （四）对派性的超越
派性是难以超越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更见出超越派性的可贵。那么如何才能超越派性呢？我想起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讲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人们所以分成各种派别，那还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是，在各自的利益之外，还有总体的利益。也正是总体的利益造就了超越派性的可能。虽然超越派性，是为了总体的利益，但这也些会牺牲一些派别的利益。当然，对派别的利益的牺牲是有限的，如果完全没有了派别的利益，也谈不上对派性的超越。但是对派性的超越，又表现为对派别利益的牺牲，以成就总体的利益。许多时候，对派性的超越是表现为“枪口对外”的；一旦有外敌入侵，即便内部有再多的派别，再多的纷争，也会团结起来一致反抗外敌。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派性，就是窝里斗。窝里斗，自然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停止窝里斗，克服派性，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其实，超越派性并不是委曲求全，而是顾全大义。所谓大义，并不在空谈中，而就在实际行动里。标榜大义，是很容易的事情；成就大义，却意味着奋斗与牺牲。我们能不能设想没有派别呢？确实不可以的。党外有党，是很正常的；党内没派，就会千奇百怪。在历史上，有党锢之祸，有朋党之争。按正统的儒家思想，君子是不会结党的，结党的都是些小人。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小人可以结党，君子为什么不可以结党？小人结党是为了营私，而君子结党则是为了道义。明代的党争，是非常激烈的，尤其表现在后期；有人以为，明代朝所以灭亡就亡在这党争上。在危急存亡的关头，超越派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超越派性，最终的结局往往是玉石俱焚。大局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古人说过，不谋全局者，不足与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与谋一时。既然要顾全大局，那必然要为大多人谋利益，而不是为一小部分人谋利益。闹派性，虽然很正常，但许多时候又非常可怕。我觉得，派性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大凡自己这一派的，全都是光荣、伟大、而又正确的；不是自己一派的呢，则卑鄙、无耻、而又邪恶。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这是派性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但是，派性一旦上升到民族问题的高度，那就非常棘手的。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派性是无所不在的。派性闹得太厉害，大家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了。那么，怎么解决派性问题呢？我想，大一统是比较好的法子。什么都统一起来了，那自然就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了。但是，伴随着大一统的，还有极不好的一面，那就是专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是很难设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有人可能有疑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也在闹派性呢？其实，派性的问题不只存在与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思想、艺术、学术的各个领域。有了派性，人们便不免党同伐异。党同伐异好不好呢？我只能说，也好，也不好。说它好，有坚定的立场，有鲜明的观点；说不好，往往为自己的派别局限，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我们是主张超越派性的，而这首先就表现为对党同伐异的超越。但是，我也觉得，超越“党同伐异”，会流于空谈。所谓的，我虽然不能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力，不过一种理想，而且是谁也做不到的理想。对于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自然是赞扬；若与自己的观点不同，可能就激烈的掊击了。如果我们自己都无法超越派性，又谈何让别人超越派性呢？但大家都在那里闹派性，局面就不可以收拾了。与闹派性相对立的，自然是精诚团结。精诚团结本身就是对派性的超越。当然，还是团结起来的力量大；其实，这个道理谁也清楚。然而，团结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在想，对派性的超越，是不是只表现为把大家团结起来呢？单独的个人，能不能超越派性呢？我想，还是可以的。既不做革命的左派，也不在右翼势力那里混，甚至也不做中间派；而只把自己当做天外的人，不去食那人间烟火。有人说了，这哪里是超越派性，分明是在逃避。
（五）所谓的令狐冲困境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