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意味着神圣
革命意味着神圣，如果一百年前，人们不认同这一个观点，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一百后的今天，人们还不认同这个观点，那就是对历史的无知。一百年的历史，并不尽是革命史，但却可以在理论上抽象成革命史。无论中国，还是世界，这一百年都是在革命的浪潮中走来的。有资产阶级革命，有无产阶级革命，有民族革命，有民主革命，并且这些革命并不是单分开的，而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世界的，我们且不说，单是中国革命就呈现了这种交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抗日战争是民族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完不成任务，那只有无产阶级越俎代疱了。那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推进。
革命意味着神圣，当然不是从来如此的。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不仅不神圣，甚至还罪该万死。在一般民众看来，革命就是造反，而造反当然罪该万死。读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药》，是很有利于我们了解民众的心态的。应该说，革命是真的为民众的，正因为它是真的为民众的，所以它才号召的起来。如果不为民众，那民众又岂会把脑袋拴在裤腰袋上，跟着起来闹革命。大凡革命，自然有牺牲，而且牺牲的代价很大，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人的鲜血铸就了革命的神圣。所谓的抛头颅，洒热血，说是很好说，但做起来又哪有那么容易呢？“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当要主动地抛掉生命的时候，不是为信念，不是为信仰，又是为什么呢？革命的神圣性是勿庸置疑的，因为百年的革命史俱在，它不是用笔墨和口舌所能抹煞的。我们即使真的告别革命，也没有必要更不应该把辉煌的革命史中全部抹黑。革命史，是先辈们奋斗的遗迹，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当然，尊重革命史，并不意味着发扬革命的精神。发扬革命精神，是老话，也是套话，其实，爱不爱发扬，也是可以选择的。有的人，听到革命精神，就头大，那他的头可以大下去，直到大的像地球似的。我们没有必要责备他们的，对人类的历史毫无所知的人，同样可以生活在地球上，没有人会开除他们的球籍。我们只能说，那样不好。究竟怎样，才好呢？那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尊重历史。革命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我们？可是，革命前辈们见过我们么？我们又见过革命前辈么？大抵是没有的。在某种意义讲，革命前辈和我们并不相干的。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尊重他们的奋斗；然而，尊重归尊重，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生活，却是一定的。我们有我们的生活，这是为他们所未曾经历过的。说实在的，我们并不喜欢他们的生活；当然，他们也未必喜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未为他们所憧憬，他们所憧憬的是另外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梦已随着他们埋入坟墓了。我们有我们的梦，我们的梦大抵也会落空，但是和他们并不相干。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不要被所谓“以革命烈士的名义”吓倒或者哄骗，我以为，这并没有什么错。活人不能被死人束缚，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解构革命，消解革命的神圣意义，这是我所反对的。革命，同样是一笔遗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这笔遗产，便说它一文不值。不是这个样子的。革命曾经是神圣的，那就永远是神圣。我们可以离神圣远点，但不能说它不存在。说实在的，对于神圣，我是有很大警惕性的。我生怕有一天被它吃了，又不知道吃我的是谁。神圣，在一方面是神圣，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许多不好的东西。真正的神圣，只能保留在心中，实在没有法子溢于言表的；磕头作揖，烧香拜佛，那些仪式化的东西，更是靠不住。心中的神圣，是不会对人讲的；如果逢人便吹嘘，那便不是圣女，反倒成娼妓了。
（二）神圣导致禁欲
神圣导致禁欲，虽非必然，但如果神圣得过了分，那禁欲又是难免的。可以说，神圣本身就来源于克己与禁欲。我们尊崇的神圣，大抵都极好的克制力，他们总在压制自己的欲望，惟其如此，才能在道德上达到极高的境界。从来就没有过纵欲的神圣，如果神圣去纵欲的话，我们就不把它当做神圣了。宋儒虽然自身未必有极高的道德，但是最爱唱道德的高调，譬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简直因为所谓崇高的道德，失掉了最为基本的人性。朱子的道德学问是为人所佩服的，可是他偏生和一个妓女（严蕊）过不去，恐怕非如此，就不足以显示他的道德学问。如果他真有道德学问，那就应该想法子让娼妓制度归于消灭，而不是对着妓女指指点点。以压抑自己的欲望，来成就神圣而又崇高的道德，不仅我们中国古代如此，就是西方的中世纪同样如此。基督徒也是追求高尚道德的，他们为了成就崇高的道德，进入天国，亦在压抑自己的欲望。而压抑自己的欲望，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导致精神的畸形。起凡入圣是不可能了，可连普通人也做不成了，这就是压抑自己欲望的悲哀。禁欲必然导致另外一面，那就是纵欲。纵欲自然为高尚的道德所不许，但是对于所谓的禁欲又有解毒作用。在明代泛滥的色情小说，固然解了禁欲的毒，但又中了纵欲的毒。在文艺复兴时代，流行的小说也多有色欲的内容，那同样可以解禁欲的毒。禁欲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审视一下革命禁欲主义。革命禁欲主义，并不是在文革中才有的，但确实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革命者，首先是道德崇高者。他们虽然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但是比那些肥肥胖胖，花天酒地的敌人高尚多了。革命的正义性，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道德的崇高。而敌人的可恶，则在于道德败坏，成为了社会的蠹虫。敌人在纵欲，而革命者呢，则在艰苦的环境中，忍受着饥寒与清贫。道德的崇高性，是革命得以胜利的法宝。一切都是为了革命，所以人生许多正常的欲望都牺牲掉了。在艰苦的革命中，这些欲望很难得到满足。可胜利后，条件好了，这些合理的欲望也就突出出来，并且应该得到满足。但是，人们强调最多的却是发扬革命传统，树立伟大的革命理想，成为一个有道德、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就是说革命禁欲主义是以伟大理想的形式出现的。伟大理想，当然是神圣的；谁能够怀疑这种神圣呢？于是，便只有用自制，克己来成就这种神圣。我们看一下李泽厚先生的分析：“公私义利之辩，天理人欲之分，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如今这一套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出现，便似乎成了最新最革命也最中国化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它，它从而使任何人（人总是有缺点、弱点和错误的，人总是有各种物质生活的要求、意向、愿望和享受的）都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必须深刻检讨，努力忏悔……在张思德、董存瑞、雷锋、王杰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致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烈士面前，你能不自惭形秽，彻底悔过和无条件投降么？你能不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吗？能不为此而接受审查批判忍受痛苦、揭发别人和改造自己吗？”革命禁欲主义，是不会以其本来面目出现的，它总要披上崇高的外衣。对于崇高的理想、神圣的道德，我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正因为无法拒绝，我们正常的、合理的欲望才会得到压抑。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不是修道院，这不好说，但二者确有相似之处。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说，中国是个大修道院，只有把它变成妓院，才有希望。这话显然是荒唐的，大抵出自调侃，但隐隐约约也有些真实。神圣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崇高的时代，当然是顶顶好的；但我们那点点可怜的欲望，却躺在岩石之下呻吟着。我们没有理由去否定神圣、伟大、崇高，但我们只想满足着那点微不足道的欲望。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饱饭，是最基本的；而男女之间的爱情，正是来化解禁欲主义的坚冰的。在革命时代，大抵是谈情色变；而在正常的时代，谈情说爱与吃饭，已经找不到什么区别了。禁欲主义走了，神圣、崇高也失踪了。
（三）所谓精神的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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