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无论哪种禁欲主义,即便是革命禁欲主义,我都不怎么喜欢的。但是,对于革命禁欲主义,我又有一种奇怪的留恋。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禁欲主义,而是纵欲主义,在历史的进程中,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虽然相互交替,但是给人们危害最大的,却是纵欲主义。纵欲主义会让人道德败坏,丧尽廉耻。而相反的,禁欲主义却能够成就神圣的道德。禁欲主义走了,神圣、崇高也失踪了。这是不怎么好的。我们要把失踪的神圣、崇高重新找回来。可怎么找呢?再重新祭起禁欲主义的法宝?这显然是不行的,我们虽然要神圣、崇高,但绝不欢迎禁欲主义。实际上,正常会理的生活,既不是禁欲的,也不是纵欲的。正常人既不会那么克己,自制,整天家想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不会过分放纵自己,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么,在正常合理的生活中,能不能造就真正的神圣与崇高呢?从理论上讲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因为我们所谓的神圣、崇高,首先应该和我们不一样,其次应该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如果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又没有距离感,那就不是神圣、崇高,也没有人顶礼膜拜了。所谓的禁欲主义,我想,也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内在克己的禁欲主义,一种是外在强加的禁欲主义。如果单就个人来说,他无论怎样克己禁欲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亦未曾侵害别人的利益,所以谁也不会去干涉。但若是自己禁欲的人,要求别人甚至普天下的人都和他一样禁欲,那就很成问题了。诚然,禁欲的人很容易找到同类,那就让他们“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吧;还有许多人愿意活得潇洒点,自由点,逍遥点,而不愿背负沉重的道德,这种选择也应该得到尊重。革命禁欲主义的伟大目的,即是让每一个人成为革命的圣者甚至殉道者。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是很成问题的。其实,圣人和圣人的标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用圣人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那天底下恐怕连一个圣人也没有了,就是圣人自己也不合圣人的标准。可能有人觉得奇怪了,如果圣人都不合圣人的标准,那圣人的标准岂不是臆想出来的。标准是死的,但人却是活的。人总有是有缺点的;圣人是人,所以圣人也有缺点。但是,有缺点的圣人就不是圣人了,因为圣人无论在道德,在精神,在行为,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完美无缺的人并不存在,所以圣人也就不存在。我们说圣人不存在,也只是说,索诸茫茫人海,你是一个圣人也找不出来的,因为没有人合乎圣人那完美无缺的标准。但是,我们又毕竟有圣人的理想,也即是说,圣人如果存在的话,那也只在我们的理想中。在理想中,岂不是太虚幻了;所以,我们定要把圣人的理想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如果把这理想落在活着的人身上,那是很成问题的;把他美化得不得了,可突然一天,晚节不保,做了错事,甚至成为了坏人、汉奸、卖国贼,那岂不是让人一片唏嘘。如此想来,那只有到死人堆里去寻找圣人了。孔孟是中国的圣人,但活着的时候,并没有享受到圣人的待遇。张思德、王杰、雷峰,这也是革命禁欲主义树立起来的榜样,然而,当我们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他们早就不在了。正因为他们人不在了,所以我们才可以顺里成章地讲,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我们想象着他们的精神永存,于是他们的精神也就永存了,大抵所谓精神,也是永恒的幻象吧。我所以对革命禁欲主义有一种奇怪的留恋,那就是因为我不希望神圣与崇高变得无影无踪。我说过的,纵欲能够解禁欲的毒,同样的,禁欲也能够解纵欲的毒。在欲海沉浮,是很危险的事情,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翻船。我不主张禁欲主义的复活,但是克己自制的道德修养还是要的。人当然可以不高尚,但却不能够无耻,纵欲主义会让人丧失最后一点羞耻,倒是禁欲主义能够让人找回一点良心。人的良心就在禁欲与纵欲之间。相信人的良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只有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进候,人们才会良心发现。良心发现又有什么用呢?一切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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