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个耶稣式的人物。他为汉语带来了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绝对的批判。说明变成了解释，赞美变成了批判，肯定变成了否定。从鲁迅开始，诗经中国进入了圣经中国（或者说“道法自然”的中国变成了“观念先行的中国”。）传统中国以“中庸”为价值的天平，独尊儒术使“中庸”成为一种绝对，或许正是这种“中庸”绝对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恰恰失去了中的天平。
鲁迅从天而降，他带来的是一种命名方式：“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这口气与超越经验的“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是一样的。这种陌生的东西需要强加于世界，因为它超越了生命的普遍经验。基督教的许多思想在今天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真理、常识，但是这些从天而降的观念在开始的数百年中却是通过剑与火来推行的。
鲁迅在中庸世界中树立一种现代性的绝对精神。“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开窗，意味深长，它其实使汉语写作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去寻求中的所在。
赞美是对世界的原始说明，赞美基于对大地、对器的敬畏，顺应。批判则是对说明的再解释。批判需要无所畏惧。我们这一代诗人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开始我们的写作。
赞美是“原天地之美”。赞美是没有是非的，天地无德。赞美是先验的，这种写作道法自然，写作不是赋予世界新的意义，而是顺应“它的意义”。顺理成章。
批判是对经验、历史的批判。批判基于本源性世界（或曰故乡）之外的观念、图纸，更X的全球图纸，以确立新的是非，扬弃、否定或者肯定。有用是衡量一切价值、意义的坐标。
我们时代写作的动力来自是否“有用”。在将近两个世纪的再解释后，“有用”已经成为中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核心。有用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物质中国。
但是新的焦虑也出现了，压倒一切的“有用”，也令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精神空虚。可以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将西方一切“用”都搬了过来，现代化在中国的胜利有目共睹。但是，西方的有用、器是植根在上帝中的。上帝代表着西方文化中无这个层面。天职，职业，在西方文化中工作意味着“上帝安排的任务”“神召”。而在当代中国，工作只意味着“先富起来”“勤劳致富”。勤劳于某项工作而没有致富呢？就抛弃这个工作，打一枪换个地方，工作本身被视为无用，有用的才是工作，无用的就不是。工作不是神召、天职。我们没有搬来“上帝”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搬吗，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已经使尽浑身解数，教育的普及、各种译文汗牛充栋。但上帝依然在中国精神世界中阙如。上帝这个东西是搬不动的，上帝位于西方文化中无这个层面。无只植根在各民族自己的文明经验中，它无法移植。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知识都可以移植，但无无法移植。无像生殖活动一样，必须在各民族自己的身体中生成，无是各民族的精神之根。
无是对有的守护，有无相生，知白守黑，文明是无的守护者。文化、经验、审美标准、无不植根于此，无是照亮有的东西。有无相生，有与无的任何一方面的缺席都是对生的摧毁。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如果世界失去了“归于无极”的“常德”，它就抵达了有限，“有”如果没有对无的敬畏、恐惧、没有朝向无的升华，有就是有限。古书说，有是会意字，意思是手中有肉。手中有物而不敢放手，这就是死守，守死。无，最古老的意思就是舞蹈，舞蹈是什么，就是赞美“无”的一组组动作。
我曾经说，文革是一场灭心的运动。心就是无。文革费尽心机要消灭的就是中国世界的无。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文革盛行的“交代”就是要人们把“无”供出来。消灭于意义之“有”。文革中断了中国的形而上的黑暗经验层面。
中国传统在观念上被彼岸化了，无与有分裂，无走向虚无。无先是由于恐惧而隐匿，继而由于无用而被抛弃。
现代性对有的空间性开拓成为时代主流。现代主义是一场空间的量化运动，现代主义试图通过有将无量化、空间化。对有用的焦虑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在写作上，它已经具体地影响到我们，这就是对意义、象征、隐喻的狂热追求，对无意义的恐惧。现代中国其实已经不敢写无用的东西。在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写作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对“是否有用”的大规模的集体辩护，解释。
最近二十年，中国文革新文化中趋于极端的旨在“有用”的泛意识形态化的主流美学体系濒临崩溃，文化价值标准出现了巨大真空。“礼失而求诸野”，各种民间文化力量试图对这一真空进行重建，重建中国当代文化的价值坐标。这种重建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尤为激烈。
今年春天，我曾经从苏州到上海旅行，在这个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充分地区，我目睹了新世界的全面崛起和旧世界的全面崩溃。在１００年前只是理想、蓝图、观念的东西，今天已经成为坚固的物质现实。在苏州，时隔三十年，我再次拜蔼了拙政园等古典园林，上次是游览，这次却是拜蔼。我周围弥漫的是一种诚惶诚恐的气氛，太湖石、书法、文言文、画栋雕梁、楼台亭阁、小桥流水……像圣经中的使徒一样被人们顶礼膜拜、叹为观止。这些昔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中的精华如今已经从庸常中升华出来，像教堂一样神圣。无数旅游团组成的朝圣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苏州，苏州已经成为梵蒂冈或者麦加那样的中国圣地。另一座伟大的中国教堂则是黄山，朝圣者的也是队伍日夜不绝。
“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世界已经被“彼岸化”了。
我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的一句现代格言：“Pastis another country” (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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