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是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观在中国全面胜利的十年，我们发现，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已经变成以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兑现为货币为标准，这种拜物教摧毁了中国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我看到青春是“有用”的，于是“少年中国”的价值观席卷一切。我最近去市中心为80岁的老母亲买一件衣服，偌大的百货公司竟然没有为母亲设计的时装。人们衡量精神生活的唯一标准是市场价格。一切都要走向市场，已经成为全民共识。这也是那些先锋派艺术家的共识，在美术学院，学生们心目中的大师来自拍卖行的行情。
主流文化今天是如何富起来的文化，它与“常德”的文化精神毫不相干。诗比过去三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少数诗人孤独地坚持着精神活动的“无用性”。在今天的中国写作中，坚持着“常德”和高品质写作的是一批诗人。新诗在时代的急流中没有垮掉，诗对无用的守护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负隅顽抗，附庸风雅。当代诗坚持的是无用，而不是虚无。当代诗成功地抵抗了乌托邦浪漫主义和风花雪月的诱惑，抵抗了“政治正确”的“有用”。这些写作一直被我们时代的主流审美经验证明是有用的，这是当代诗被攻击、冷落的内在原因。
焦虑在诗人内部也很激烈，许多诗人放弃了为永恒写作，而转向为事件、新闻、立即生效而写作。当下，只是诗灵感的一个载体、在场，当下并非诗的终极之地。将当下视为存在，诗成为行为化的语言表演。最近十年各种诗新旗号的建立无不暗藏着对“有用”的渴望。诗人对诗的“无用”发生了怀疑。去年地震时期的写诗热潮，再次证实了诗人们对“有用”的渴望，这是最近十年当代诗最危险的倾向。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中时段是时代、短时段是事件。长时段是永恒。置身其中，中时段和短时段似乎强大而坚固，其实它们只是过眼云烟而已，三十年前我感受不到这一点，但今天我可以感受了，我相信，我们可以为时间、为永恒而写作了。
我们需要为新经验重建时间。时间就是永恒，就是那些终极性的、到此为止的东西，只有古老的诗可以继续在这个无限进步的时代中继续永恒。诗已经成为永恒的一种隐喻。任何最先锋前卫的诗其创造的基本技艺，无不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诗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不是意义的记忆，而是写作技艺的记忆，是对赋比兴的记忆。对于赋比兴来说，各种主义意识形态只是过眼云烟，诗守护的是无，赋比兴就是守护无的技艺。
在中国文化里，赋比兴就是那种可以使我们在黑暗可中重建故乡、时间、重建无的技艺。我把它理解为建筑房子的技艺一样。故乡是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经验中生长起来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我看来，地就是世界，就是有。庄子所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世界是文明的世界而不是荒野，死是在世界中的死，而不是在荒野上。世界是人的界也是祖先的界，地是人的地，也是祖先的地。祖先就是历史、文明、经验。
天就是命运，不可知但是你必须顺天承命的。将你抛入世界的别无选择的东西，给予你自由与限制的那种东西。君子三畏，第一畏是天命。
道就是无，就是时间。诗意、神灵、上帝都是时间的同义词。这是先验的无。呈现为诗、艺术的语言将它们向世界敞开。语言本身就是敞开，文明，以文照亮世界。文不是通向某种形而上的工具、桥梁。文就是敞开这个动词本身。文（诗）将无向世界敞开。敞开的过程、道路就是有。赋比兴就是无向世界的敞开。敞开是守护，不动。
自然，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有无同一的状态，永恒。道的在场。
有无相生，在世界中。道就是有无相生。相生就是易。自然是有无相生的场。
我们曾经在古代的荒野中创造了文明的时间。今天，面对新的经验，我们必须再造时间。
今天，发明并发一个主义、口号、流派易如反掌，小聪明足矣。但对无的守护则是诗的永恒事业。
无，是对时代、事件的根本超越。这里我要说到什么是当代诗写作真正的现代性，新诗的现代性就是对无的重建，就是对时间的重建。现代性决不是任何新潮的主义、观念，口号、知识等等。写作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使徒式的、天降大任的、持续的道成肉身的写作。这种写作在观念、主义、意识形态的终极方向上呈现为无。这种写作有的只是写作这个持续的动作，作者赖以为生“养活我自己”的活计。观念、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生的此起彼伏的片段，作者生命的生长过程，它们不是写作的方向或者结局。
道成肉身，就是文章为天地立心。
文起源于古代部落中的巫师将卜卦的结果记录下来。起源于文身。身本是黑暗的，文而明之；人本是黑暗的，语言明之，明什么？心。在中国文化中，文这个活动本身就是精神性的，灵魂附体的，充满萨满气息的。汉语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诗性就源于此。 孔子说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就是那些通过写作来立心的人，立心就是“达人”“达仁”。在西方，这个是由牧师负责。尼采甫出，宣告上帝死了，他企图将立心的重任转移给文化，因为文化的源头是直觉、神秘性、不确定性、非逻辑、非理性、萨满教、酒神、泛神论……
二十世纪受西方影响，中国出现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文人因为放弃了“为天地立心”的古老使命，风花雪月，寻章摘句老雕虫，成为腐儒。“书中自有黄金屋”，获取仕途，改变人生际遇成为文人的终南绝径。文人在二十世纪声名狼藉，导致了鲁迅等文豪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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