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你提的这个问题太艰深，也太艰巨了，但是很重要。在我看来，一个诗人要想创作出真正的现代诗，他首先必须是一个现代人，而所谓的“现代人”，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在现代，他就当然是的，而必须是某种“现代性”意识转换和确立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下一个判断：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转型并没有完成。
写作中的“审美的现代性”转换，即一个诗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与表达方式”的转换。“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与表达方式”是一个包括审美方式、想象方式、构词方式和修辞方式在内的复杂系统。一方面，“思想观念”往往会决定一个诗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与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与表达方式”又可反向地影响一个诗人的“思想观念”。强调第一种方式的，可视为文体的观念论者，强调第二种方式的，可视为文体的方法论者。无论倾向哪一种方式，一种文体意识的确立，都是与写作者的“审美的现代性”觉悟密切相关的。
杜光霞：来之前，我读过你的“文学创作年表”，知道你开始诗歌写作的时间比较早。能简单地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吗?如果可以划分创作阶段的话，你的诗歌写作史可以划分为哪几个阶段？
周伦佑：从时间的纵向脉络来看，我的现代诗写作大致可划分为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开端8年这样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在精神上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对新诗的热爱始于文革时期的西昌，也是在那个特殊的现实环境中开始学习诗歌写作的。那时的西昌，除我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像我这样抱着炽热的信念写作这种不能公开的诗。可以说，我那时的写作是在绝对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身边既没有人可以进行艺术方面的交流，也没有谁在写作技巧上指点过我，一切全靠自己从阅读和写作实践中摸索，因而在写作技艺上的每一点改变和进步都十分艰难。如同我以后的诗歌和理论写作在形式和观念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变构的张力”一样，这一写作特征也贯穿在我“文革”时期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形式上的不稳定、怀疑、自悖、自我否定、无所依傍的左冲右突……这一切都是在多种形式借鉴的张力中展开的。
这种双向度或复调式的张力性写作，在我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开端10年的创作实践中，表现为诗歌形式和诗歌语言的自我变构以及打破旧的诗歌形式，创造一种新形式又否定这种新形式的努力，其呈现方式为：共时性的双向度复调式写作（例如：同为1984年写作的《狼谷》组诗与《带猫头鹰的男人》，从形式到语体完全不同；同为1986年写作的《十三级台阶》、《第二道假门》与《自由方块》也是如此），和历时性的变构式写作（如《带猫头鹰的男人》从形式到语体是对《狼谷》组诗的变构，《第二道假门》是对《带猫头鹰的男人》的变构，《自由方块》是对《第二道假门》的变构，《头像》从语体上对《自由方块》的变构，《刀锋二十首》、《反暴力修辞》是对《头像》的变构，《遁辞》是对《反暴力修辞》的变构，《变形蛋》是对《遁辞》的变构，《象形虎》又是对《变形蛋》的变构，……等等）。这种张力在“文革”时期的写作中则表现为，对闻一多和波特莱尔的迷恋以及借助其他诗人以摆脱这种影响的努力。在形式上表现为：对闻一多所倡导并以《死水》（诗集）作为范本的整齐分节及每一行有相等音节（音步），并且押韵的新格律体的多方面突围。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开端8年，则主要表现为对既有诗歌形式的全面变构，以及为创造一种具有综合性写作特征的、更具可写性的诗歌新形式而进行的多方面探索（如长诗《带猫头鹰的男人》、《自由方块》、《头像》、《遁辞》、《变形蛋》、《象形虎》等）。对于一个写作者，最初习得的一种形式，当它被你熟练使用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你自己的形式，其附着力是很大的，要摆脱它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时甚至需要付出打碎自我，灵魂出窍的代价！这种努力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是在拉锯中进进退退。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我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开端8年的写作实验中。
杜光霞：据我所知，你除了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诗学理论家。我看到几篇介绍当代诗歌评论家的文章，都把你的名字列在一、二名的位置。你同意把你称为诗学理论家和诗歌评论家吗？如果同意，请简要地谈谈你的诗学理论建树。
周伦佑：是不是“诗学理论家”和“诗歌评论家”，不是我个人承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历史造就的。平心而论，我没有写过一篇具体评论某一位诗人或某一篇诗歌作品的所谓“诗歌评论”文章，而只写过一些诗学理论文章。诗歌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学人朋友们把我看作“诗学理论家”和“诗歌评论家”，大概是指我的诗学理论所产生的某些影响而言的吧，至于排名靠前的问题，应视为学界朋友对我的认同和抬爱。近些年来，除了我的诗歌创作，评论界对我的诗学理论写作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认为是国内独成体系的现代诗学理论，名之曰：“变构诗学”（评论家陈仲义命名、论述），“异端诗学”（学者吕周聚命名、论述）、“自由—语言诗学”（学者姚新勇命名、论述）。这是因为20多年来，我在致力于现代诗写作的同时，也对现代诗学理论的建构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这里对我提出的一些诗学-文学理论命题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1986年：“语言变构论”、“艺术变构论”的提出和系统阐释论证；诗歌语言方面“非两值对立、”“非抽象、”“非确定”原则的提出和论证；诗歌写作中“语感”的界定与阐释；当代诗歌“三次浪潮”（“朦胧诗”为第一浪潮，“寻根史诗”为第二浪潮，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非崇高”诗歌为第三浪潮）的划分与界定；对周伦佐提出的“第二诗界”概念的深度展开，两个诗界（官方诗歌——第一诗界，民间诗歌——第二诗界）不同艺术观和价值观的系统阐释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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