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霞：听说有一段时间你生活很窘困，但仍然没有中断诗歌写作。你在身处困境时有过怎样的想法？做过怎样的努力？当时当地，你对诗歌的信仰产生过动摇吗？
周伦佑：诗歌是灵魂的事业。对诗歌的信仰使我在清贫中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而干净的心境。诗人需要钱，但钱决不能代替诗歌成为诗人的价值尺度。我相信杜甫的一句话：“文章憎命达”，这一定是从他的生存与写作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一个人处境好了，有钱了，当官了，是写不出好诗的。这是铁律，千古不易！杜甫是一个例子。我们再看苏东坡，他的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重要作品都是在被贬官、外放以后创作的。我的所有主要作品也都是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艺术与贫困往往有某种血缘关系。从文学史上考察，伟大的作品有时甚至要以耗损诗人的“时运”和生命作为代价才能完成。我明白这一点，所以对物质没有过高的要求，也因此，这20多年来，我从未考虑过放弃诗歌写作，需要钱了，就挣一点，然后写作。连续吃三个月的快餐面而完成一首长诗，这样的事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我却是很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事。你要作一个真正的诗人，就必须接受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与潦倒。
杜光霞：你是非非主义的命名者、主要创立者和实际推动者，除了诗歌写作和诗学理论建构之外，非非主义也是你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非非主义的领袖和主要代表，“非非主义”这个话题是绕不开的。有人说你创造了非非主义，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周伦佑：“非非”这个词并非我的创造，自佛经翻译到中国，就有了这个词。佛教经典中有“非想非非想”之说，白居易曾据此写过“花非花、雾非雾”的句子。汉语中，“想入非非”一词是为大家所熟悉的。“非非主义”的命名，并不完全源于我上面讲的这些文化源头，但是，他与东方传统文化中超越性的思想维度是有某种关联性的。我虽然命名了非非主义，但并没有创造非非主义，非非主义的始作者是上天，即我说的天意，而非人意。至于非非主义的影响，只要看看评论界加之于非非主义的评语，诸如：“前所未有的冲击”、“七十年新诗史的第一次”（著名诗论家徐敬亚语），“惊世骇俗的反文化、反价值姿态”（著名评论家唐晓渡语），“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著名学者王一川语），“中国新诗史上的丰碑”（著名学者陈良运语），“展示了人类文化新的可能性”（著名评论家陈仲义语），“震聋发聩”（前卫画家丁方语），等等，便可以知道非非主义对当代诗歌秩序造成的冲击是何等巨大！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在汉语文学的当代进程中，非非主义以它变构艺术的执着精神和巨大的感召力，造就了一个诗歌艺术的非非主义时代！
非非主义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新文学有史以来的第一批本土原创的诗学理论、观念和方法，促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意识的全面觉醒；在创作实践上，打开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推动和实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精神的现代性转型。
杜光霞：什么是“非非”？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非非”这两个字的确切含义吗？
周伦佑：非非主义创立20多年来，不断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是“非非？”这确实是个很有趣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当时脱口说出“非非”这两个字是下意识的，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确定的意义（即人们问的“什么意思”），大概是这两个字的字形、读音和它所具有的某种语义的不确定性吸引了我吧！后来，在追溯这两个字的产生过程时，我才恍然记起，在说出“非非”这两个字之前两个月（1986年3月），我刚完成一篇文章：《当代诗歌第二浪潮与新的挑战》，其中，论述了当代诗歌写作中的“非崇高”、“非理性”倾向；两个月以后从我嘴里说出的“非非”这两个字，应该是和“非崇高”、“非理性”中的两个“非”字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但“非非”的本义显然更倾向于它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不确定性，这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这些年来，我看到过许多对“非非”的解释，就像这两个字的本义一样，你不能说他们都对，也不能说他们都错，反正每一种解读都是一种理解。现在，我根据记忆把这些不同的解读复写在下面：
“非非”——就是“不是不是”；
“非非”——就是“非崇高”、“非理性”；
“非非”——就是“非崇高”、“非文化”；
“非非”——就是否定之否定；
“非非”——就是不否定也不肯定；
“非非”——就是否定错误的东西；
“非非”——就是No! No!激烈的否定；
“非非”——就是超越是与非；
“非非”——就是还原到事物本身；
“非非”——就是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
“非非”——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非非”——就是“非两值对立”；
“非非”——就是取消“二元对立”；
“非非”——就是解构中的结构，或结构中的解构；
“非非”——就是两只飞鸟的形象在空中展开翅膀，连续的飞翔；是永不停止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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