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第三代诗歌”概念的提出与系统论证，“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 概念的提出与论证；“超表现、”“超情态”写作方法的提出与阐释；“反价值”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
1992年：批判“逃避”与“闲适”,主张介入当下现实、“深入骨头与制度”的“红色写作”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论证。
1994年：“拒绝西方价值尺度”，强调“中国经验”，“建构中国本土文学及其批评话语”理论的提出与系统论证。
2001年：后非非写作理念的提出与阐释论证。
2002年：“体制外写作”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论证。
杜光霞：我们从阅读文学传记知道，每一个诗人（或作家）的写作都和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可以简单地谈一下你的人生经历吗？
周伦佑：我的人生经历比我的许多同代人要复杂和曲折得多。我和伦佐是双胞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们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七册只读了一个月）就辍学了。因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父亲周其良1964年死于囚禁国民政府官员的四川雷马屏监狱），加之母亲多病，大哥患精神病，两个弟弟幼小，我和伦佐大概在11-12岁就参加社会劳动，为母亲分担生活重担了。开始是上山捡菌子、打柴到城里卖；以后脱土砖、捶碎石、拉板板车、抬石头、抬石灰、做临时工……1966年4月起到铁道兵8815部队下属8817部队民工连当民工（合同工）。1968年夏天回到西昌参加文化大革命，先后在西昌地区激进造反派“西昌打李分站”派的文艺宣传队（由西昌地区文工团、地区京剧团、地区川剧团演员组成）作乐队伴奏，在广播站作播音员。1969年到西昌制药厂当锅炉工（为临时工），1973年转为正式工。1975年12月调到西昌农校（西昌农专前身），1988年3月从西昌农专图书馆辞去公职，专职写作。1989年-1991年先后在西昌仙人洞、峨山打锣坪闭关修炼。1994年到成都谋生。2000年从西昌移居成都。2004年聘任西南师范大学双聘教授。
杜光霞：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诗人，你觉得成就你或你区别于其他人的最主要的的性格特征是什么？你认为构成一个诗人崇高人格的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伦佑：我个人主要的的性格特征是：包容，忍让，原则性，使命感，意志力，方向感以及必要时力排众议的独断专行；还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义勇气。最后，喜欢独处也是我的性格特点之一。
至于决定一个诗人是否具有崇高的人格，有先天的因素，但更多的取决于后天的自我期待与自我塑造——而这又必须建立在两个缺一不可的前提之上：一、这个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二、这个人在道德上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
除了以上两点，在我的认知中，一个人的崇高人格还应该具备“自明意识、”“道德勇气”和“意志力。”
我愿意在这里着重谈一谈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勇气”。
道德勇气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生命概念。它不是伦理学的，而是生命主体的。正如生活中有英雄也有懦夫，但我们无法从文化或哲学中找到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懦夫之所以是懦夫的答案一样，一个人具备道德勇气而另一个人欠缺道德勇气也是不可能从文化或哲学中找到原因的。道德勇气与一个人的信仰有关，与一个人的价值理想有关，与一个人的生活磨砺和苦难的赠予有关，还与一个人的社会良知和正义感有关，与他的道义立场有关——归根结底，与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有关！据此，我可以给道德勇气作出一个我个人的定义：道德勇气是个人自由意志的道德化表现。有人为了一已之私利和欲望（权力欲、金钱欲、性欲、复仇欲）的满足，也会产生出勇气和动能，但这不是道德勇气。道德勇气的基础是信念和正义；是对非个人苦难的分担与承担；是对邪恶与暴力的直面与挺身而出！道德勇气不是利己的。道德勇气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了正义而主动损己和危己，必要时牺牲生命以成全正义。是高于生命的道义至上。是康德所说的“最高道德律令”的体现。
杜光霞：形成你现在这样的精神品格和个性，除了生活经历，还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比如家庭的、文化的或地缘环境的？
周伦佑：一个人的精神品格和个性的形成，离不开生活环境中自然与人文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关于影响我精神品格的自然因素，我妻子周亚琴在她的回忆性随笔《西昌与非非主义》中有精辟的论述，我引述一段代为回答：“想到西昌独特的地理环境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水文决定人文。中国的山脉和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延伸的，这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走向。西昌地处的横断山脉，则是在正常的西→东走向中突然转折为北→南走向的一个反方向的山系和水系。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决定了西昌地域文化的某种独异性。作为与云南接壤的四川最南端的一个地区，西昌的民俗和方言，既不同于川文化，也与滇文化判然有别。我们到成都居住已经好些年了，对成都人津津乐道的‘川剧’、‘清音’，还有什么‘散打评书’这些典型的‘川文化’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就证明了‘西昌人’与川文化的某种隔膜。……周氏二兄弟（周伦佑、周伦佐）以及后来的非非主义的出现，正是横断山脉的反主流句法和一代代被迫害、被压抑的灵魂堆积、沉默数百年后的一次爆发式的表达！”（见《悬空的圣殿》第56-57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再说人文。在我的精神成长时期，精神品格方面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三个人：一个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一个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还有一个是我哥哥周伦佐。1973年在西昌制药厂烧锅炉时，我集中阅读了《俄罗斯文学史》（三卷本）和《俄罗斯古典作家论》（两卷本），对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使命感及献身精神产生敬意——特别是赫尔岑，那时在内心便有了以他为榜样献身文学的信念确立；精神品藻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嵇康，他的两句话：“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之所欲”，是被我奉为座右铭的；他的精神风貌，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弹一曲《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的潇洒仪态，是我毕生倾慕的境界。我哥哥周伦佐则启发和影响了我对精神的超越性维度的崇仰和追求。
杜光霞：据我所知，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和写作的出发点。我很想了解你作为一个诗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哪些诗人、作家对你产生过奠基性的影响？
周伦佑：我的诗歌写作开始于文革时期。真正对我产生奠基性影响的也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阅读的一些文学、哲学和历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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