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
至于我自己，则更愿意在“想入非非”这个词语的基本义去理解它，“想入非非”——就是人类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去达成某种超越性的境界。还有，就是我在《非非》2002年卷的“编后记”中做过的表述：“按我的定义，写作是对不自由的意识。那么非非是什么呢？非非就是高于一切的——自由！”
杜光霞：如果要你对自己作出评价，你如何评价自己？
周伦佑：以诗歌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介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并不完全出于我个人的选择，这其中，也包含被选择的成分。从最高的意义上看，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仅仅有“喜爱诗歌写作”这一点还不够，他还同时必须是被时代和诗歌所选择的。就个人来讲，我不过是这个大时代的“书写者”，顺应了时代的“潜语境”——这个时代中应该被表达但是没有被表达出来的，用我的心灵去倾听，并用我的笔书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天命”。在潜心写作诗歌的同时，我也写了大量的诗学论文，这些诗学论文的影响似乎与我的诗歌作品的影响不相上下（甚至还要更大一些）。诗人分很多类型：有的人一生只执着于一种向度和写作方式，而有的诗人一生可以同时展开多种向度的写作。有的评论家认为，我是一个思想家类型的诗人，或者是一个诗人类型的思想家；还有什么“激进主义者”、甚至“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等等，其实，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诗学体系的建构者、一个严肃的诗歌写作者，一个坚持自己的诗歌理想和价值尺度的人。当然，我同时也承认，我是一个思想、个性方面的强势人物。
杜光霞：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文学（特别是诗歌）已经彻底边缘化了，从事诗歌写作，既不能给诗人带来名，也不能给诗人带来利。在全国人民“向钱看”的商业化潮流中，如果让你重新作出选择，你仍然会选择做一个诗人吗？
周伦佑：价值溃灭使人类的精神镜像破裂成碎片，诗人的坚持便是手持一块镜片而使心中的理想之灯不致完全熄灭的努力。我不知道别的诗人是如何看待他们与诗的关系的，在我，与诗结缘是一种宿命。尽管因为诗，我体会了比别人更多一些的误解、贫困，乃至肉体失败的事实，但是，如果要我重新作出选择，我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诗站在一起。在我蒙受的神的诸多恩赐中，诗歌始终是最明亮、最温暖的一道光线。正是靠了它的照耀和温暖，我才能突破石头构图的遮蔽，一步步走到诗意渐趋澄明的今天。
我再重说一遍：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要我重新作出选择，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手挽着灵魂和诗站在一起！
2008年10月10日采访于成都散花楼；
10月18日整理成文于四川大学北园4舍
【作者简介】杜光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特邀编辑 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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