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权威的精神，永远是激动人心的。其所以激动人心，并不在于它把权威打倒在地，而在于它体现了新生战胜衰老的力量。反权威的人，大都很年轻，有着蓬勃的朝气。虽然如此，他们在社会上，往往是没有地位的。被各种各样的权威牢笼着。什么都要听信权威的，这多无聊，多没趣啊。为什么不可听自己的，探索自己的道路呢？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初生之犊不畏虎，而大大小小的权威们，恐怕就要心惊胆颤了。实际上，文革时代是权威最不好过的时代，因为反权威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反权威，可能有着非常理性的理由，但却有着非理性的行动。什么叫反权威呢？不过是给所谓的权威们带顶高帽，或者捆邦起来，批一批，斗一斗。但是，这叫反权威吗？说不上的。让权威塌台的方式是动摇他的基础，而不是搞人身攻击。就像对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吧，并不是批一批，斗一斗，就让能让他们塌台的，而应该动摇他们学术上的观点。而文革中反权威的干将们，对人家的学术观点一无所知，却用粗暴的方式把人家打倒在地，这能不留下永远的精神创伤吗？反动学术权威本身就是一个恶谥，一个没由来的恶谥。但这个恶谥，还是有它的老祖宗的，譬如焚书坑儒，譬如指鹿为马，譬如文字狱。反动学术权威，这是不好定位的，甚至也没有人想着去定位，因为这不过一顶高帽，只要戴在别人头上，那定要把他压死不可。学术，而且反动，这就说明这学术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如果学术为剥削阶级服务，那是不是说明学术是有阶级性的呢？然而，这问题又太好笑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又岂是哪个人所能私有的。如果安心做学问的人，都是反动学术权威，那谁还会安心做学问呢？若从良知的角度讲，文革的反权威，虽然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但是，实在非常尴尬的。不学无术的人很容易打倒学问渊博的人，因为在这里，不是比的学问，而是拼的拳头。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对的。没有是非，只有成败。如果这样说来，在文革中，反权威的精神就不好了。但是，为什么，即便在今天，反权威的精神依然光芒回射呢？这是因为权威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而权威又总是压制许多不同意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听信权威，敢于造权威反的“小人物”又总是存在的。而实际上，我们又很容易把同情放在“小人物”身上。“小人物”做成大事业的例子，并不是没有。所以，很多人也乐意为“小人物”撑腰，而毛泽东也正是这样的人。反权威的精神，是贯穿毛泽东这一生的。他也是从小人物做起，不懈奋斗，而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论说，他已经成为最大的权威了，可为什么依然对反权威的精神情有独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忘记不了自己的过去吗？也许不是。最大的权威又是号召人们反权威的，在这里是有悖论的。人们既然要反权威了，为什么又不去反最大的权威呢？就像评《水浒传》时讲的，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呢？难道是因为奉旨造反吗？如果是奉旨，那就谈不上造反；而要造反呢，又不必奉旨的，更何况没有皇帝愿意老百姓造自己的反，他们最爱听的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毛泽东的做法，很难让人理解，可以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常识。毛泽东的文革，很大程度上是引火烧身，即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是精神自杀又是什么呢？自己革自己的命已不单纯的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所以，文革最悲哀的地方，就是我们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杀。但是，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杀，是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我们知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毛泽东何尝不希望通过文革，让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呢？也可以说，毛泽东反权威精神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引火烧身。革别人的命，大家自然是激情燃烧；但若革自己的命，是不是同样激情燃烧呢？在毛泽东的文革那里，有着鲁迅的魂灵，这是毋庸置疑的。反权威的精神，作为文革的精神遗产，我们恐怕只能继承一半，至于另一半，打死也不愿继承的。反别人的权威，我们高兴；可要引火烧身，那是办不到的。鲁迅说，他最多的时候，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但是，谁又有这个勇气呢？ （四）所谓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也应该算是文革的精神遗产。不可否认，在这里面，燃烧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它的结果，却又不过是虚无主义。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怀疑的对手；而紧接着怀疑的那就是否定。其实，做学问的人，对怀疑本身，还是有许多好感的。可以说崭新的理论往往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只有怀疑，才谈得上创新。若没有怀疑，那也只会墨守陈规。但问题只是，做学问上的怀疑，与政治上的怀疑并不一样。学问上的怀疑，导致不了人身的伤害，而政治上的怀疑，往往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命运。更何况，在文革时代，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已经成为惯例。也就是说，在文革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单纯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全都政治化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政治化是比较容易的，譬如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毛泽东不讲么：“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而“合二为一”就是折衷、调和。但是，我个人以为，“合二为一”，并不具备哲学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对“一分为二”的补充而已，但是这个补充，却被理解成了唱反调。在文革中，和主流思想唱反调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惟一可奇怪的，并不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上纲上线，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亦同样如此，譬如生物学上的遗传学说被批判，物理学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指责为相对主义。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自然科学是不具有意识形态方面性质的。也许，这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恶果吧。如果怀疑一切，那最终还有什么不被怀疑呢？如果否定一切，那最终还有什么不被否定呢？什么都被怀疑了，那就没有可信的了；什么都被否定了，那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了。康德曾经说过，教条主义者，是说了等于没说；怀疑论者，则是什么都不敢说。细细想来，这话前半截是对的，后半截则不适用于文革中的“怀疑一切”。文革的“怀疑一切”，不是什么都不敢说，而是皆然相反，什么都敢说，而且是以质问的方式说。没有人经得住“怀疑一切”的质问，因为这质问要的就是封住你的嘴，让你什么也不能说。既然你什么也不能说，那强加给你的罪状就可以坐实了。你没有必要争辩，你争辩是没有用的。因为已经认定了你是罪孽深重，那你就是罪孽深重。你越是辩解，就越是证明你罪孽深重。你所做的只有老实交待，虚心接受改造。这个逻辑，可以说是非常荒谬的；但正是这荒谬的逻辑支撑起了荒谬的时代。我们再看否定一切。否定，在哲学上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可以说，是否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是人的私欲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到了马克思那里，则直接讲，恶是推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杠杆。这可以说是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也即是说，历史主义是高于伦理主义的。否定的力量，往往意味着恶，歌德在《浮士德》中所塑造的魔鬼梅菲斯托，即否定的、恶的代表。我们虽然承认，否定力量的作用，但是，否定一切究竟合不合理呢？我觉得，否定一切，很类似于《苏三起解》中所谓的“洪桐县里无好人”。洪桐县里那么多人，苏三认识几个呢？既然不认识人家，凭什么说人家不是好人呢？一棍子打死所有人，不过是道德义愤罢了。把一切都否定了，那显然是不对头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既然要否定一切，那我们就让它否定去。“否定”本身亦是一切的一部分吧，那这否定也是应该否定的了。而对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了。总有一些东西，是否定不了的；而这否定不了的东西，就是最后的肯定；这最后的肯定，才是八卦炉里炼出的真金。无论怀疑一切，还是否定一切，都会走到自己的尽头，而为一切所怀疑，为一切所否定。为一切所怀疑，为一切所否定，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必然命运。鲁迅说过，中国人不怀疑自己的多疑。而如果我们能够怀疑自己的多疑，那才能够长进。我们现在看文革，并不觉得是杞人忧天，因为现实本身证实了毛泽东惊人的预见性。但是，在文革的条件下，又确实有点疑神疑鬼，因为那个时候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大家都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的疑神疑鬼，竟然是多少年后的现实，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五）以否定的形式被封存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