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不对等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有历史渊源，一边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一边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迅速勃兴形成的坚固优越感。这样的现实并非一日形成。也有技术原因，汉语太美太难掌握，世界上精通现代汉语的学者相对还太少，这造成了交流的障碍。一方面，一些资深汉学家，可能熟悉的只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对于当代作家作品，有些学者也容易从某种印象出发做出主观的判断。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世界在与中国隔绝多年后，面对中国文学的井喷和繁荣，还没来得及完全接受和认知，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和难题。历史背景，生活习惯，言说方式，文化的差异，包括媒体判断，这些都是原因。我举一个小例子：经历过中国物资贫乏年代的人，都了解“白糖紧张”、“洗衣粉紧张”这些说法。可有一年我在美国，一个美国人问：“中国的白糖还会紧张出汗吗？”你看，一个词的差异就这么大，何况文化！
记者：那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呢？
铁凝：首先要保持放松积极友善的心态，那种“阶级斗争”的态度，过度狭隘的民族主义，仿佛到处都是敌情，当然不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常会有一些误解，但绝大多数不是恶意。尤其文学交流中，更要明辨。
另外，当然也应看到，国外确实还有一些读者和学界对中国怀着某种人云亦云、先入为主的偏见。在有些方面关于中国的信息也非常老旧。正因如此，我们更要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
中美文学论坛上，一位知名美国教授在演讲中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气不无轻慢，我就在现场提问环节坦诚陈述了我的批评和看法。经过坦率的讨论和诚恳的沟通，这位教授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和偏颇。这种争论之后的和解，让人会心微笑。那天论坛结束时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最后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主动走到大厅弹奏钢琴，让琴声作为这次交流的结束。你看，交流也需要真诚客观平等的争论，而一味讨好、或者先入为主贬斥某一方不见得是有意义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做了吗？
记者：“文化自信”，这的确是让人深思的话题。
铁凝：前两个月，我在北京和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会面，他说他羡慕当代中国作家有无穷可写的好题材，因为中国处在这样丰富的变革中。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话让我深受震动。我扪心自问：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判断和把握时代的本质，怎样在自己的创造中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怎样不那么下意识地以他者的标准预设性的成为自己的标准？
以前读外交家顾维钧传记，讲到某国外交官曾调侃地说，啊，我经常忘记地图上还有一个中国。那个时代永远成为历史了。今天，整个中华民族在创造新的历史和辉煌，这让全世界震惊，我们应珍视这个背景，自觉意识到时代的不平凡。
过度的自卑和自傲同样有害。我常说，做事都有两个态度：一种是面对我应该做的这件事，我做的怎样；一种是，我做了这件事，让我看起来怎样？我认为，我们应要前者，不要后者。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考虑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如何自觉、诚实地担当起文化责任，怎样传承发展真正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不是“这让我看起来怎样”。如果这种心理作祟的话，自然会过分在意在某些标准下的贬损与喝彩。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旁观者清。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鞋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中国这些年到底在向前走还是后退？有目共睹。我们当然不回避问题矛盾，但我们更有太多坚定明亮的进步和希望。同时,一批优秀中国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以在和国外同行进行文学讨论时的出色表现，真实而生动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在创造新的历史进程中的真情实感，传达出实践人文理念和审美理念的和谐统一，以及呼唤社会公正,反对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追求。物质社会可以引进诸多外来的奢侈品，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不应依赖“引进”，而应扎实地从自己的土壤里生养出来。古往今来的文学巨匠，他们作品的生命力无不体现出对永恒的精神追求的庄重思考。对坚守精神的高度的崇尚，也是很多作家演讲时打动读者的地方。在几次中外文学论坛上，中国作家们用文学的生动和幽默，以自身焕发出的自信、自如，谦和而又尊严的光彩，赢得了读者和听众的尊重。
记者：对今后的文学交流，您还有什么期待？
铁凝：这也正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我们需要耐心和耐力。我把文学交流看作一个大事业，它不是一件即兴的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交流与经贸协议不一样，文化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它毕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需要双方的耐心，需要积累、培养、沉淀。
在法兰克福有件事让我很感动。有一天会场的一位保安通过翻译找到我，说开幕式那天他站在会场门口，他听了我的致辞特别感动，他要买中国书了解中国。后来我们在机场离开时又看见他。他打开风衣外套，让我看到他别在西服衣领上的一枚中国国徽。这是一个普通的法兰克福市民。这让我又一次感到，文学也是沟通世界的桥，我们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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