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强调古代社会“政治支配经济”,王权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只是在强调王权对社会的笼罩性,他从来没有说古代社会除了专制主义思想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具体表述中,刘先生用的是“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或‘主旨’是王权主义”这样的字眼。王权大一统思想当然是要支配一切的——从生产、生活资料到人的情感和欲望,但主观志向并不等于实际能力,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空缺和缝隙。任何统治体系都不可能彻底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情感和欲望,这应当是无须论证的常识,所以,用“历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诗宋词,有四大名著,有玄学、理学,有一批思想家的涌现”来否定王权的支配性和笼罩性,实在是没什么道理的。
梁涛先生还以“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县一级,且人数有限,往往只有两三人,王权以下是地方自治传统”论证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这是把王权政治固有的支配性和中央体制的实际控制能力混为一谈。王权主义是一个价值系统,它不仅通过国家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志,还通过种种形式的“教化”把自己的理念播植于人心。大一统的专制王权建构的是一个向心式的有机秩序网络,有控制力薄弱的边缘,但不存在一个自主、自治的地方:且不说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建立的严密的保甲联防制度,通过乡绅将地方牢牢归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就是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穷乡僻壤,也是王权的天然盟军——父家长权——在实施控制。所谓地方长老,不过是具体而微的国王,他的统治可能是温情的,但绝对不会是民主的。
至于王权积极的一面,刘先生从来没有否认过。刘先生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生产资料的分配入手,落实到授田制与军功制结合的历史实际,他分析了专制王权产生、强化的途径与过程;从“道”、“圣”、“中”、“和”、“君臣”等核心概念和“天王合一与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君本与民本”等阴阳组合命题的解剖入手,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要素和结构;从“臣民意识”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话”的产生、“尊君崇圣”理念的贯彻,谏议制度的实行、朋党政策的调谐等权力机制入手,分析了王权主义政治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方式及其种种表现形态。刘先生的最终结论是,专制王权是传统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和资源运作与分配体系;而作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权主义”或者说“君主专制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也是社会正义的源泉和依据。
从梁涛先生一句“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可以看出,他把专制仅仅看作人为创设的一种负面的政治体制。显然,刘先生没有对“专制王权”进行“善”或者“恶”之类定性评价,而是从本质上把它归结为一种原发性的社会秩序,承认它的文化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
大致翻一下刘先生的著作,就会明白,他强调现代价值必须从解决当前问题的生活实践中成长起来,却从来没有片面否定传统特别是儒学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意义。早在1962年,他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孔子的富民思想》一文,对孔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现代学术史有所了解的人或许记得,文革后最先从正面评价儒学与孔子并形诸文字的,首推刘先生和庞朴先生两人(见刘泽华《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在其代表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刘先生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春秋时期“从面向神明而转向人世”的社会思潮的“集大成者”。总之,刘先生绝不是否定一切的文化虚无论者,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而与时俱进的,从中找不到激于意气的偏执之论。梁涛先生批评刘先生“过多地把道德义愤带到学术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不客气地说是无的放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去想象别人的感受。
李宪堂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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