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斗争是政治思想史的主线，这是毛泽东讲的。这是否准确呢？毫无无问，儒法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理论虚构出来的，但问题是，是不是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就围绕着儒法斗争展开呢？我们还是看一下思想史的真实。我们知道，儒家是主张复古的，要以圣人为师，要法先王；而法家呢，则看到了历史的进步，要以官吏为师，要法今王。真正的古代是回不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回不到古代去，那以圣人为师，法先王，不是一句空话么？法家对儒家的弱点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认为所谓的法先王，不过是刻舟求剑：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而法家的以官吏为师，法今王，就避免了儒家的迂阔，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可以说，在儒法斗争的初期，儒家是不堪一击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证明了儒家的败北，法家的鼎盛。虽然儒家也讲大一统，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造就大一统的方式或者说道路问题。儒家是主张以王道来实现政治的大一统的，而在王道中显然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因素。从某种道意义上讲，王道就是为了推行仁政，而只有推行仁政，才能实现王道。谁能够统一天下呢？就是那些推行仁政的仁者，就是那些不爱好杀人的人。而与王道相对立的霸道，则是为儒家明确反对的；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证明，能够一统天下的，似乎并不是儒家所谓的王道，而是为儒家所反对又为法家所尊崇的霸道。法家虽然也有不同的派别，有的讲法，有的讲术，有的讲势，但无论是法，是术，还是势，它骨子里的东西都是霸道。所谓的霸道，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暴力崇拜；如果从正面讲霸道的话，也可以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政权”，自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法家所尊崇的“霸道”，也要比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更管用。我们知道秦始皇所行的就是残酷无情的法家思想。历史本身是残酷无情的，而用残酷无情的法家思想却能够统一天下，这虽然有点匪夷所思，又实在在意料之中。说匪夷所思，那是因为儒家所明确反对的霸道竟能统一天下；而在意料之中，那是因为法家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客观真理，哪怕这真理有些片面。我们知道，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是处在二律背反之中的。可以说，法家是历史主义的代表；而儒家则是伦理主义的代表。因为法家代表历史主义的缘故，所以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是非常淡薄的，这一切都让历史的残酷无情取代了。因为儒家代表伦理主义的缘故，所以他们眼中的历史也都伦理道德化了。当然，法家眼中的历史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这种残酷无情的真实，却是无法为人们接受并忍受的；而儒家眼中的历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但却易于为人们接受，因为这种历史拥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迂阔的儒家是彻底无用的；要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出急流险关，也只有法家的思想管用。我在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与法家相通的。虽然法家思想能够取得现实的胜利，但是以法家思想立国的秦朝，却难逃二世而亡的命运。法家思想是很管用，因为他有很清醒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是，人们不可能永久地面对残酷无情的现实；而温情脉脉的伦理主义适足以消解历史主义的残酷无情。我们毕竟希望这个世界是温情脉脉的，而不是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可以说，儒家思想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所以成为两千余年的官方哲学，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我们可以讲，儒家所谓的仁义道德是非常虚伪的，而且到封建社会的后期，也确实如此，但是正是这虚伪的仁义道德，维系了二千余年的中国社会。恐怕这仁义道德也并不尽是虚伪的吧，在其中是有许多真诚的，并且这种真诚为热血所浇灌。我们现在不也讲仁义道德么？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批判儒家的仁义道德，但是我们自己做人，又不能不讲仁义，又不能不讲道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也只能说仁义道德已经内化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可以说儒法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把儒法斗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线亦不失为高屋建瓴之论。但是，许多深刻的思想往往被庸俗化，而给所有的历史人物贴上儒家、法家或者阳儒阴法的标签，即是这种庸俗化的明证。 （四）所谓的“儒法互用”与“儒法互补”
儒家和法家虽然处在激烈斗争的状态，但是儒家和法家又是交互为用的。儒家的好处，自然是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与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但这一切，在残酷的历史现实面前有用么？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还是比较单纯的，但到了荀子，就开始杂用王霸，也就是吸取了法家的思想。当然，后世的儒家，是不怎么尊重荀子的，因为他的思想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了。但正因为此，他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反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儒家运用法家的思想，这是他们直面残酷现实的结果。我们知道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都是法家。韩非子的思想大行于秦国，而李斯也做了秦国的丞相。当然，韩非子和李斯都是彻头彻尾的法家，满脑子里只有残酷的现实，而完全没有儒家那一套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法家当然是要推动历史进步的，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却蒙了恶名。谭嗣同曾激烈地批判过法家思想，并且说，二千年之政治皆秦政也。不可否认，秦代所开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其影响是深远的，不只是汉承秦制，可以说是“百代皆沿秦制度”。毛泽东对秦政也是非常欣赏的，他说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还讲“焚书坑儒未必非”，于是便搞了“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秦代所开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究竟好不好呢？其实，任何问题都是有两面的，从一方面讲，秦制度是非常科学的，因为它体现着法家直面残酷现实的精神，也可以说只有实行秦政，才能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从另一方面来讲，秦制度过分地强烈残酷的现实，于是秦制度本身也如同现实一样残酷无情。残酷无情的制度，往往导致暴政，“天下苦秦久矣”的现实，难道不正是秦制度造成的么？所以，一个王朝为了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沿用秦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融入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法家的残酷无情，没有什么好标榜的；但仁义道德就非常好标榜，因为仁义道德是具有欺骗性的。然而，欺骗性并不是仁义道德的全部，仁义道德同样有许多真诚，我们没有法子讲文天祥、史可法的舍生取义也是虚伪的，具有欺骗性的吧。也可以说，仁义道德是至大至刚的，正面性的东西；任何封建统治者，都不免把儒家所尊崇的仁义道德作为立国的精神命脉。当然，空洞的仁义道德，在残酷的历史现实，又真的无能为力；“临危一死报君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儒家也在努力地融入法家的思想，而第一个实现儒家思想法家化的人，就是董仲舒。儒家思想的温情脉脉与人道主义情愫，在董仲舒这里有被淡化的倾向；而他在《春秋繁露》中构建的哲学虽然大讲“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但实际上非常笨拙。从董仲舒的哲学这里，我们分明地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堕落，它已经失掉反抗暴政的积极意义，而沦为彻头彻尾的官方哲学，甚至奴才哲学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表面上是推崇儒家思想，但骨子里却是法家路线。自有董仲舒开始，才有所谓“阳儒阴法”。儒家在采用法家的思想，而法家同样在吸取儒家的思想。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讲，自然要采用儒家思想；而从现实角度来说，还是法家的手段管用。“儒法互用”，这是历史的事实，但在儒法互用的过程中，法家渐渐失掉自己的思想，而完全沦为手段。也就是说，法家思想为儒家思想吞没了。法家虽然没有了思想，但手段还在；如此以来，法家思想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很明显，所谓的手段并不需要思想。正是因为如此，在韩非子、李斯之后，我们又能找出几个真正的法家呢？像张汤、来俊臣这样的酷吏，也只是酷吏，又谈得上什么思想呢？王安石、张居正被认为有明显的法家倾向，可是他们早被儒家化了。也可以说，“儒法互用”，只是手段，而不是思想。从思想的角度来讲，最好的自然是“儒法互补”，儒家是伦理主义的，法家则是历史主义的；为什么要让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对于二律背反中呢？把他们结合起来，不更好些么？但是，我们在思想上讲的儒法互补，又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在思想上，法家思想已为儒家思想所吞没。而贯穿思想史上的，实在是“儒道互补”。法家思想消失在思想史的长河里，这本是可以庆幸的事情，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却处处看的到法家的手段。
（五）进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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