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儒法斗争：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3)

　　毫无疑问，法家是要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且他也知道如何推动历史进步。法家所崇尚的是严刑竣法，是残酷的战争。严刑峻法虽然非常有效，但却让人望而生畏。虽然“乱世用重典”，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严刑竣法能够帮助人们结束乱世么？法家从来不回避严酷的战争，他们有非常理性的态度，他们很清楚，严酷的战争可以带来历史的进步。但是，严酷的战争必然带来大量生命的死亡，而这是让人们很难接受的。说实在的，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严刑竣法和残酷的战争，人们需要的是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和浓厚的人情主义情愫，而这正是儒家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文革时期所以要激烈地否定儒家，就是因为他复古退，要拉历史的倒车。但是否定儒家复古的同时，也否定了他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与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那个时候所以要肯定法家，就是因为它旗帜显明地推动历史进步，但是肯家他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严刑竣法与残酷无情。有个说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很有法家的特点。我说过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家有许多相通之处，那这种相通是怎么来的呢？他们都意识到了历史现实的残酷；正是为了直面历史现实的残酷，所以才有了这相通。但马克思主义所以优于法家的地方，在于它还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讲，所谓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和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当然，在文革时代，是批判人道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呢，却把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这确实很让人费解的，许多时候就不免被“回到原典马克思主义”所盅惑。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用人道主义去取代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肤浅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真正深刻了的地方不在这里。那在哪里呢？我想，就在对残酷历史现实的清醒认识。为什么是非常残酷的东西，在推动历史的进步？这固然让人难以理解，但又是事实。我们在描述伟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总爱说“里程碑”。为什么要立一块碑呢？因为伟大的历史事件总伴随着流血、牺牲。1949年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但首先矗立于人们眼前的，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以说，历史的进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且这代价还非常的昂贵。我们知道，是非常残酷的东西，譬如战争，在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但是，残酷的东西并不能够长久地维持历史进步。要长久地维持历史的进步，只能向伦理主义回归。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与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愫，才是太平之基。我们古代的儒家是非常有抱负的，他们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遗德，为万世开太平。”不可否认，这是大话、空话，有许多吹牛皮的成份；但是，这同样是一种为真诚所支撑起的神圣。严刑竣法所约束的，不过是人们的外在行为；但伦理道德约束的则是人们的内心，精神甚至灵魂。严刑竣法、残酷战争，能够推动历史的进步，但历史的进步又会扬弃严刑竣法、残酷战争。为人民所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为历史所抛弃。历史的进步，需要付价，但是代价的付出，毕竟是沉痛的，因为代价过于昂贵。所以，我们总是力图把代价减到最小。但是，历史主义往往并不吝惜人们的鲜血，乃至生命，甚至认为为了历史的进步，这种代价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历史进步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没有了，要那历史进步又有什么作用呢？人是第一位的，这第一位的人，并不只是群体的人，更是个体的人。而历史的进步只有落实到个体的人身上，才真正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主义的终极就是伦理主义。儒法斗争，是否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线，这是可以商榷的，但是，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主线，似乎并不错。可以说，儒法斗争实际就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与斗争。在二千余年的历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主义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而以法家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则往往被压制，被唾弃。也许，这种历史事实，更能够让我们增强对伦理主义的信心。但我们真正期望的，既不是空洞的伦理主义，也不是一意孤行的历史主义，而毋宁是二者的统一。可以说，儒法斗争已经埋入了历史的尘埃，但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却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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