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终极值得捍卫吗？这似乎是不必怀疑的。终极当然值得捍卫。如果不去捍卫终极，那理想主义就彻底失落了。但问题的关键却是，现实和终极的距离太遥远了。现实是个什么样儿，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现实中。可终极是个什么样儿，我们就不清楚了，因为终极有赖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想象，实际上并不靠得住，更何况，每个人的想象又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中国人这里，终极的拷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现实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世界；而在西方，则是两个世界，即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我们是生活在此岸世界的，但是，终极却是让我们跨越到彼岸世界去。而这事实上，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真正的生活不是在此岸世界，而是在彼岸世界，也即是所谓的“生活在别处”。然而，生活真的在别处吗？也许只是因为别处的生活有些异样，有些新奇，所以我们觉得刺激吧。但是，我总觉得，生活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彼岸世界并不值得追求，我们也没有必要跨到彼岸世界里去。也许，追求彼岸世界的人，是因为在此岸的生活太糟糕了，太黑暗了，所以把所有美好的想象都赋予了彼岸世界。耶稣在蒙难的时候说过，“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耶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又在哪里呢？想来，也只是在天上，即所谓的天国。在耶稣那个时候，大抵只是做了一种许诺，即死后可以进入天国。但是，人们对于死后的事情，总是觉得没着落，所以便要在人间建立天国。天国可以在人间建立吗？许多人是怀疑的；而在人们建立天国的实践，又大多失败了。也许，天国永远在天上，而不可能来到人间吧。进入天国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但是，没有人愿意死的，所以，还是不要兜售进入天国的门票吧。实际上，天国早就崩溃了。海涅曾经这样评价康德，他说，康德一个人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的全部守备部队，上帝未经证明，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当然，很长一短时间，我们看康德的时候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仿佛一顶不知论的帽子，就可以把他打发了。而实际上，康德的哲学，不只博大精深，而且具有革命的意义。对于终极，我们虽然知道永远无法到达，但是我们又在追求着它。任何主义、学说、思想，都有它的终极；也可以说，这终极就是这主义、学说、思想的最高境界。当然，最高境界总不免让我们望而生畏，但是，也不能因为这，就避而不谈吧。许多时候，终极和起点非常相似的。我们在起点，是最容易看到终极的；而到了终极呢，我们又似乎回到起点。但这回到起点，却并不就是起点，很简单，只是因为曾经沧海。我在想，所谓的“十年文革”，也是毛泽东在捍卫他的理想、捍卫他的终极。当然，否定文革的人，会讲毛泽东只在错误地捍卫他的理想、错误地捍卫他的终极。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法子讲毛泽东的理想是错误的，毛泽东的终极是错误的。毛泽东的理想与终极不只不是错误的，甚至是崇高的、伟大的。实际上，文革本身就是重头来过，即把以前做过的，全都打碎，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一个伟大的领袖，在他的暮年依然有这样的精神，确实是非常可贵的。按照一般人，恐怕早就躺在成绩上睡大觉了；可是，毛泽东又重新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当然，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对文革是不理解的。别说那个时候人们不理解，就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又有几个人理解文革呢？自由派不理解，新左派同样不理解。自由派在恶毒地攻击文革，而新左派呢，则要为文革翻案。自由派基于文化的灾难与浩劫，把文革画成了大花脸；而新左派呢，则是高屋建瓴，大处着眼，把人们重新带回了那一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但却独独忽略了知识分子的苦难、文化的浩劫。其实，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端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无论谁胜谁负，只要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那也就是好的，也正如同人们常讲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毛泽东用文革证明，理想的终极是值得捍卫的。当然，他对理想终极的捍卫，在死后遭到了许多人的诬蔑、诽谤。但正是由于这诬蔑、诽谤，我们才看到了毛泽东真正的精髓是什么。
（四）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经验主义，这是顾准先生的核心观点。理想主义所着眼的是未来，所以最终不免归于乌托邦；经验主义所着眼的是现实，所以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文革时代是理想主义高涨的年代，人们有着很深的乌托邦情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口号；而小车推推，推到共产主义，则不免让人觉得滑稽了。共产主义是人们最伟大的理想，但是，这最伟大的理想，却在文革时代留下了千秋笑柄。正是人们理想主义的激情，让最伟大的理想，仿佛成了凶神恶煞一般。理想主义的终极，自然是不能放弃的；但是，我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看看脚下的路，否则就会一不留神掉到井里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回归，在文革时代是空谷足音，但是，以后的历史就沿着这个道路前行。我在想，经验主义较之理想主义，究竟有哪些优点。其实，经验主义最为核心的东西就是经验理性。当然，这经验理性也可以解释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验主义重视实践，那是不是理想主义就不重视实践了呢？也不是的。在理想主义那里的实践与经验主义那里的实践是颇有不同的。理想主义那里，是用伟大的理想来引导实践，也可以说让实践去趋近伟大的理想。而经验主义那里的实践，更看重的是实践本身，它不再乞灵于伟大的理想，而是“摸着石头过河”，骑驴看唱本，走到哪儿说哪儿。可以说，经验主义是行之有效的，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即是明证。中国的发展确实是拜经验主义之赐，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却带有更多理想主义的色彩。用理想主义搞革命，太抵是行之有效的，但即便如此，它也要借助经验理性。但是，用理想主义搞建设，似乎就不怎么合适，1958年的大跃进，即经济浪漫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经济浪漫主义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但却忽略了当时的客观条件。譬如当时《人民日报》社论中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看来都是笑柄了。至于所谓“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也没有很好地注意工业内部结构的问题。当然，在文革中，听得比较响亮的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对于这，我觉得不可厚非的，尤其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就是再过一万年，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是那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但我们要走的还是经验主义的道路。在理想主义那里，是有一个终极的，并且自以为已经认识了那个终极，而我们要做的只是让现实趋向那一个终极而已。但在经验主义这里，是没有那一个终极的，即便有那一个终极，也未曾为我们认识，甚至我们永远无法认识那个终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现实的道路奋然前进而已。可以说，文革时代理想主义正在暴露它的弊端，甚至造成了现实的灾难。譬如思想沦为教条，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人们忠实的情感，但是，这种忠实的情感已经很荒诞了。活的思想，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活的思想决不能变成教条；而一旦变成了教条，思想就不再是活的。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文革时代，决不是没有思想的年代；相反，却是最重视人的思想的年代。但是，在那个年代，却只有一种思想，即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以致于后来有人揶揄道，只要有毛泽东思想，十亿人都不必思想了。什么问题，毛泽东思想都解决了，人们还思想什么呢？虽然那个年代是最重视人的思想的年代，但我们又可以说那是没有思想的年代，没有的是个人独立的思想。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个人独立的思想，但又诞生了顾准这种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经验主义的思想，所以，我才讲在没有思想的年代诞生的思想。顾准的思想，在当时虽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放到后来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似乎又成了先知先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又被称为：“吴市场”，先生坦言，他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就是受到顾准先生的启发而提出来的。也许，这也是不幸的思想家最大的幸运吧。在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时代，居然还有这样独立的思考。看来，什么时候都有例外：顾准作为这个例外，在当时，是零余者；而现在，却又成了奇迹。
（五）物质主义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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