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以下简称残)：我于1983年开始学习创作，处女作是短篇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发在《新创作》1985年1期上面。
远：从你的早期作品开始阅读的话，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那些作品里，就出现了使读者对传统阅读习惯的打破，这种打破不仅是你行文的怪诞，更多还有文本所透出的充满神秘感的内省气息。我记得你有一篇题目为《旷野里》的短篇小说。尽管那是你的早期作品，但“残雪式”风格已经相当完整地建立了起来。你在当时和现在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残：在我的创作的早期阶段，我对自己的作品并无多少理性上的认识，只是凭着内心说不清的那股冲动去写而已。我记得当时的批评界基本上是将这篇小说看作对于一种夫妻关系的描写。现在看起来这种看法当然不乏幼稚之处，《旷野里》的内涵绝对超出了那种表面化的看法，甚至可以说那种看法是错误的。即使作为一篇早期作品，那种凌厉的、内省的风格已展现出来。在我们每个人觉察不到的、黑暗混沌的地方，到底有些什么?那种东西的结构又是如何样的?这篇作品提出的疑问展开来，便成了我后来大批作品的主题。但在最初，一切萌芽的特征都已经包含在像《旷野里》这类精致的小作品当中了。曾经有一个澳大利亚人想把这一篇改编成动画片，由于考虑到他的解释很可能落入俗套，我坚决没有同意。像我这种特殊小说往往难免被误解，被庸俗化，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人们往往喜欢用所谓后现代的观点来强调一种看法：作品之中的谜并没有一个谜底。我要说的是：实验文学的谜是有谜底的。当然读者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性阅读接近谜底，去解开它，解的方式各异，但谜底只有一个。这并不是说实验文学是单调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向读者提供进行能动解读的广阔的空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是实验文学的最大特征。如果读者不动，他就只能停留在作品的表面，做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释。
远：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除读者对一部文学著作的阅读惰性?要求读者也参与到你的写作中来?
残：写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些，不过作为文学来看，互动的境界是我的最高追求。实验小说同懒人无缘，它只向那些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人敞开。
远：从你的小说来看，其荒诞感完全建立在生活之上，这种有“厚度的荒诞”又映衬出你对生活的浓厚兴趣，这是否与你的个人阅历有关?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创作?
残：我确实是属于那种对生活(主要是对人)特有兴趣的类型，要不怎么会来写小说呢?我的阅历并不特别出奇。但我的真正阅历是内心的阅历，我永远坚守着那另一个世界。我的敏感与执著决定了我的文学的性质。当然这种事不是那么绝对，我也不是孤立于社会的人。我的父母，我的家族确实有些特殊，再加上我所处的动荡的时代，这些外在的原因也促成了我身上那些原始记忆的总爆发。这种问题要到将来写自传的时候才能细说。但谁知道呢，也许我永远不会写自传。
远：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创作冲动，你的创作冲动源于什么?在你笔下出现的人物是否都有原型?当你觉得一个生活中的人物可以进入到你小说中的时候，你一般如何处理?
残：我的创作冲动说不清。通俗地讲，就是要开口说话。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具有另一种生活，时常生活在常人难以理解的某种幻觉之中。后来的创作不过是实现了我的那种生活。从那时一直到今天，的确有某种东西在我内部躁动，如果我不写作，我的生命就无法达到一种平衡。那种情况发生的话，虽然不能说是灭顶之灾吧，我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的人物当然都是有原型的，只不过这些原型要追溯到我的潜意识的深处。他们同表面的社会政治无关。我的工作，就是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加以演绎。可以说，我并不能用我们平时所说的所谓理性(常规)来“处理”我的原型，他们都要遵循我内心的那种神秘的召唤，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表演。每当我锻炼完身体坐在桌前，发动起我的潜意识之际，我的人物就会开始对话，以此来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开拓出新的创造空间。我不处理他们，他们自己会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只要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履行速记员的职责就可以了。
很多人在说我故作神秘，说我的文字后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他们要这样说也没有办法，他们阅读时不愿出力，只愿坐享其成，这种阅读方式什么都得不到。我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最为自然的精神发展的方式，自然得如同呼吸，既神秘又不神秘。虽然目前在中国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写作，但我相信这种东西一旦产生就不会消亡。你贬低它也好，不正视它也好，它总是刺眼地存在着，刺激着常规思维，逼得一些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远：但你的小说也确实给了读者一种强烈的跳跃感。用你小说《天窗》中的一句话，就是在阅读中“忽然眼前又化为一片迷茫”，整部作品就像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甚至是一个梦境一个梦境的不停拼贴，而在这些拼贴的夹缝，又几乎遇上你设置的某种障碍，这就逼迫读者对你作品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全神贯注，是这样吗?
残：是啊，逼迫读者去追溯文字下面的结构。而对于感觉不到逼迫的人，那个结构便不存在。
远：可以谈谈对你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或是作品吗?在你喜爱的文学作品中，你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哪些?
残：我多次开过这类名单，相信大部分我的作品的读者都看到过。总的来说，我喜欢西方的或具有西方文学观念的作品，而这里头我最看重的又是那些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什么是实验文学?通俗地讲就是拿自己做实验，看看精神的能动性有多大，能否颠覆肉体的现实。实验文学源于古代的西方，荷马、但丁甚至《圣经》里的一些故事都属于这种东西。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审视自身，将审视的经验变成文字就成了最早的纯文学。这种审视越有深度艺术成就就越高。你以为他写的是表面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实际上这类伟大作家写的全是有关人的同一个故事，只不过由于自身的惰性，我们不习惯于这样来看而已。
我多次写文章提倡纯文学，但并没多少人买我的账。在一个旧文化传统如此深长的国度里，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要做的工作我终究会做到底的吧。
远：在你的作品中，《黄泥街》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它的若干细节，譬如王四麻坐在粪桶里荡秋千等，和《百年孤独》的一些细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我觉得“黄泥街”和“马贡多”是两座可以互相打量的城市，尽管它们的故事毫不相干。作为东西方两部完全独立的重要著作，我对它们之间的互渗性感到格外兴趣。你可以谈谈不同著作间的互渗性问题吗?
残：我在创作初期受过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我很快看出那并不是我喜欢的作品，后来我就完全不受他的影响了。 《百年孤独》我只是翻了翻，他的几个中篇我倒是有喜欢的。我和他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描写外部，我描写内心。不过当年拉丁美洲文学的冲击确实很大，我们这拨人的创作都受了影响。这个冲击使得国内作家一下子提高了档次。
远：作为一名有显著知名度的作家，你觉得你写作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创作应该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如有别的更大的的诱惑，你会为其所动吗?
残：成功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内心的认可，一方面是外界的承认。从前者来说，我属于那种一写就成功的类型，因为我起步晚，30岁才开始，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足了。
说到社会的承认，我想，大概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大变动的时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接受我的作品的心理条件已成熟了吧。当然这种承认是有发展阶段的。到今天，我的作品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同读者的逐渐成熟，同我自身的坚守，同大环境的相对宽松都有很大的关系。
我当然也同常人一样喜欢出名，但我一定要以我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出名。时至今日，只有写作是最适合我的方式。任何别的方式我都认为毫无意义。所以我现在除了写和与写有关的少量活动之外，其它的事全都不管不顾。出名刺激着写，写却并不都导致出名。但我只有这一种方式，那么只有写到底，写到才能耗尽。这也是我的幸福观。
远：最近湖南文艺出版杜出版了一本关于你的访谈录——《为了报仇写小说》，书名很有悬念，书里你曾和韩少功先生、施叔青女士的谈话中提到“复仇”，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书名的含义，这个“报仇”是指什么。当年鲁迅先生说“一个也不宽恕”的时候，他写小说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刀笔投枪刺激一下麻木的国人，改造“国民性”。而你的“为报仇写小说”是有一定的指向还是要去探讨“报仇”这个理念?
残：我在创作初期没有鲁迅先生那样明确的理念，我属于在创作活动中成熟起来的作家。这本访谈录记述了我的历程，读者只要注意一下时间就可以看到我发展的大致轨迹。我虽同那个时代的鲁迅先生有差别，在出于愤怒，J心里有话要说这一点上开始创作，大概是很相似的吧。随着创作的深入，我的愤怒很快就内在化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规律在起作用。仍然是报仇，但并不是指向外部的世俗的东西，而是指向人性本身。鲁迅先生的《野草》和《铸剑》一类的作品是我的榜样，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并不完全自觉，但在这几篇伟大的作品中，他的艺术直觉战胜了他的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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