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游对李亚伟的访问
李亚伟简历: 李亚伟 ，重庆酉阳人，生于1963年，1983年毕业于某师范学院。20岁时写出代表性作品《中文系》，在诗界较有影响。为第三代人诗歌的发起者和代表人物之一。1993年下海经商，常年往返于北京和成都间。2000年创办成都五谷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在重庆和成都开设有数家“香积厨”酒楼连锁店。现在身份为酒楼老板、“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 。
酒楼老板李亚伟
宋冬游：为什么选择做餐馆这种投资方式，而不是其他?
李亚伟：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过去教育实用的部分是教人走仕途，到现在这部分则成了——你读好书去找职业，没准你还能养家活口。就实用的这部分来说，学校教育真是把我教成了笨蛋，做投资我真的不会。 我碰到了好时候，下海也算干脆果断，然后，还碰到了挣大把银子的机会，我曾经不无感慨地作过自我总结，结论是：我并不是一个道行高深的人，我只不过是一个赶时髦的家伙，你看，该上大学时我上大学，文学热时我写作，时兴下海时，我哗地下了个浑身湿，买车买房一下子变了小暴发户似的，我周边的朋友大都经历跟我雷同，互相看着对方像流行玩具，在一起谈论投资其实是傻瓜一大堆，挣了些小钱揣怀里琢磨投资，个个也都装模作样地思考了一通，结果发现就会买房产和开餐馆。
宋冬游：你对“吃”情有独钟的原因是什么?
李亚伟：我想，我是非常热爱餐饮业那一类人，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从小读唐诗宋词、读水浒红楼，这些文学作品把吃喝写得畅快无比，导致了中国人在吃喝中非常浪漫的文化情节，我曾经梦想过要开一个融山光水色和菜香酒酽为一体的酒楼，不能开在闹市，要开在农村(当然交通要方便)，在睛空下、在浓雾里、在梅雨掩映中，食客远远看去都会油然升起且去一醉的念头，但愿“香积厨”是一个好的开端。
宋冬游：为何给你自己的酒楼取名“香积厨”？
李亚伟：大约在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的士大夫群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出家”。那时凡是比较大的寺庙的厨房叫“香积厨”，他们代表了最时尚的饮食文化和趋势。
宋冬游：成都人的“吃”是比较有名的，你觉得成都人的“吃”有品味有文化吗？
李亚伟：中国人的“吃”本身倾向于和文化交融，但真正是否体会出品味和文化，我觉得不仅和地域有关，和人群、环境、时代也有关。扳起指头一算，成都人的吃确是大大有名，不论什么日子、不论大酒楼或鸡毛小店、食客也不论大人物、小人物，满城人都在吃，从城南吃到城西，从城里吃到乡下，也不论男女或职业、收入，人人都能说出他喜欢的餐馆。再来说说文化和品味的问题。从中国这么多个省份来看，成都人的“吃”仍算得上有文化和品味，不信你想想，东北、西北尤其是河南、河北、山西这些地儿。但我认为咱们(广泛地说是川菜爱好者)不能满足，得想想自己有无不足之处，不要把老黄历挂在自家餐桌边，不能把自满写进菜谱，不要认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还停留在吃肉吃饼的水平，现在很多北方兄弟早就不大块吃肉、大把撕饼了，常常东南西北飞来飞去的四川哥老官们都知道，北方如今好吃的、有品味的餐馆并不少，有些酒楼摊开菜谱也真让人拍案叫好。
宋冬游：中国的餐饮业如何应对洋快餐的“侵略”?
李亚伟：洋快餐进入中国，我们应该十二分欢迎，它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美食，但它整洁的环境和方便省时是本土快餐应该立马学习的。它有两大好处：一是给本土快餐带来了真正的竞争，二是给消费者带来了新玩意，给都市忙碌的人群提供了方便，同时对传统饮食习惯中部分“滥食”，“贱食”行为提供改掉恶习的尝试渠道。
宋冬游：你觉得中国的餐饮业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李亚伟：开放和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除了西餐、洋快餐正在为城市年轻一代食客所接受外，韩国、日本料理也正在被更多的人所喜爱。这些外来菜单正在丰富中国各大城市的餐桌，餐饮质量是一个集菜谱、服务、卫生、环境等诸多因素为一体的东西，这些洋餐饮无疑会带来很多有益的影响，再来说说咱们本土餐饮的情形，我认为目前正在大溶合，传统的八大菜系已经不准确，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的江、浙、沪菜并非淮扬二字可以尽言，西北也正在形成自己的大风格，有些菜真正好吃得要命，湘菜和东北菜要风格有风格，要情调也能显示出情调，而且你分明能看到交通、信息发展所带来的交流和整合，这中间更能看到各菜系厨师多情而花心的巧手，能看见各省食客们笑嘻嘻的脸。餐饮的实质应是饮食，饮食的实质应归到口味，严格说来，口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习惯，一个人会无意识地记住他童年、少年时期的饮食经验，那些曾经尝过的好味道会让人终生怀想，但是，口味也是会变化的，如今新的吃法，外来的菜品正在和我们习惯的口味明目张胆地较劲，习惯和口味正在而临一个大得无边的餐馆，并且不得不作出让步，口味正在革命。
商人李亚伟
宋冬游：选择成都作为定居城市的理由是什么?
李亚伟：在成都我的朋友最多，成都老百姓心态好，优闲舒适，生活在成都感觉天天都在放假，这个城市适合定居。气候也蛮好，几十公里外，驱车一、二小时便是大山，炎夏可纳凉，冬日可观雪，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要地。但是真正要把事业做大，还是要走出去，所以我把公司放在北京
宋冬游：是否可以理解为在成都能够“诗意地栖居”？
李亚伟：也可以这样说。
宋冬游：谈谈你对金钱的理解。
李亚伟：对挣钱最初的理解永远是解决生计问题。那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我对生活的欲望超出了很多普通人：我喜欢吃好东西、喝好酒、开好车——我要是在大街上看到一辆非常漂亮的车的话眼睛就跟着（车）走 ！但是现在我对金钱的理解还是有了一些不同：钱多了，一个最朴实的想法是它可以使你获得尽可能大的自由——钱能买自由。
宋冬游：对你来说，挣多少钱算够了？
李亚伟：别人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真是不好回答。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想开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不要多少钱，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诗人也好或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心灵追求还是最重要的。那么（在世俗意义的层面上）至少他还是必须要挣钱能养活他自己、他的家人、他的妻儿老小。
宋冬游：你写诗和经商不矛盾吗，诗人和商人你更愿意人们认可你的哪一种身份?
李亚伟：诗歌是精神方面的事，经商是物质方面的事，毫不矛盾。我不认为天天写诗是好事，我也不相信在当代社会存在职业性的好诗人，因为诗歌并不能供给诗人各种费用，经商(或说工作)是我们生存的手段，运气好，你可以喝好酒，吃遍天下佳肴，能实现更多的梦想、能经历更多姿的生活，运气不怎么，你也能养活妻儿老小，一份职业是很重要的，它能使你帖近生活，其中一些实在的事情或事物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能提醒诗人不要为赋新诗强说愁、不要无病呻吟。诗人是种身份，但不是职业。
诗人李亚伟
宋冬游：你现在还在写诗吗？
李亚伟：还在写，主要是抒情诗。
宋冬游：为什么想到要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是为了圆梦吗？
李亚伟：不是圆梦。我觉得是自己的骄傲。因为我以前发表的诗歌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发在朋友们办的民间刊物上，但是影响却是非常的大，当时很多不认识我的人都回给我写信，一个诗人不在于他写了多少，重要的是被人记住了多少。
宋冬游：这让我想起了何其芳在《燕泥集﹒后话》中的几句话：“所以不但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伴侣，就是翻开那些经过了长长时间的啮损还是盛名未替的古人的著作，我们也会悲哀地喊到：他们写了多少坏诗！艺术是无情的，他要求的挑选不仅是忠贞……”
李亚伟：宋朝以后，元朝、明朝、清朝都没有优秀诗歌出现，中国历史可以容忍三百年没有大诗人，为什么不能容忍在现代十年没有优秀的诗人？
宋冬游：你觉得现在爱好诗歌的年轻人，还能遇到向你们这一代人（生于60年代）当年（80年代）的机会吗？
李亚伟：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启蒙时期，但这也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它在启蒙时期就达到了（艺术成就的）最高峰。那么现在70年代出生的也好，80年代出生的也好，都不大可能有当年的机会了，这跟当下的社会、经济等原因都密切相关。
宋冬游：你认为当下的经济社会应当如何关注人的精神生活?
李亚伟：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我想我并不长于回答此类问题。总之，这是一个浮燥的年代，一个金钱和物质坐庄的时代，河里的鱼越来越少，山中的隐士早已蒸发，精神在梦中流浪，人们的精神生活依然存在，但看上去并不十分快乐，没有多少激情，浪漫和朴质的生活太少，甚至浪漫和朴质的生活变得做作起来。过简单的生活、专注于热爱的事情，少看电视剧，别唱卡拉OK、少听电台或电视的聊天节目，或许会好些。可是，天啊，咱们能做到吗?
宋冬游：你对商业社会中纯文学所遭受的尴尬境遇怎么理解？
李亚伟：我的回答很可能令人失望，因为我觉得是他们（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人）自己做得不够。纯文学同样要密切地关注（当下的社会和）人，纯文学不应该埋怨现在的商业社会。
宋冬游：你对“出名”的看法如何?
李亚伟：出名是好事，好处多、坏处少，但虚名会置人于最糟糕的地步，应当尊重社会对你的认可，但不能不负责任，要热爱自己生活的环境和时代。
宋冬游：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李亚伟：人生目标每个人都有，而且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分，我的近期目标是研究餐饮、写好诗，长期目标不好说，太玄。
“我顺着自己的骨头往下滑”
——诗人李亚伟印象 文/宋冬游
很早以前就读过四川诗人李亚伟一首很出名的诗：《中文系》。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这首写于1984年的诗，令1994年才进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我仍感慨颇多。后来知道了李亚伟这个家伙还是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人物，还曾宣扬过什么“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诗歌宣言。后来又听说这些当年在中国现代诗坛叱咤风云的四川诗人们，大多下海经商了，“水性”好象还不错。据说李亚伟现在偶尔还写诗，但仅念给他位于北京亚运村的公司里的员工们听。
1998年我大学毕业由重庆来到成都，在报社做了一名文化新闻记者。冬天的时候，在诗人二毛开的“川东老家”餐馆里认识了李亚伟：川东人的口音和爽直的川东人的性格，1米75左右的个头，眼镜，像极了我的一位92级也曾写诗的师兄。那时他主要在北京工作，家安在成都。1998年大家聚在一起，即使当年都曾是诗人，却几乎已不再谈论诗歌，亚伟也不例外，只是喝酒——在餐馆喝完再“转战”到酒吧里继续喝，说一些酒话，开一些酒后的玩笑，不喝醉不罢休。到最后的结局通常是，还能够动弹的人把已动弹不得的人拖回家慢慢醒酒。“我想离开自己/我顺着自己的骨头往下滑/觉得真他妈有些轻松//很多手把我提起/好久好久/我睁开眼一看/人群中一个翘首而望的家伙/提着一只空酒瓶”（李亚伟《酒聊》）。我想，或许只有诗人才会与酒发生这样“不可分割的关系”；或者说，酒精的作用使他们看起来更象一个诗人。
基于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一个男人不一定要潇洒、要装“酷”、要标榜义气、要“财”气逼人，但一定要可爱。这种“可爱”是融聪明、大智慧、孩子气和善良的天性于一体的。现在的社会上，这样的男人委实少而又少，但亚伟大致应该是属于这类“可爱”的男人。从本质上说，亚伟仍是属于诗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开馆子也好，经商也好，都离不开文化的东西，就是说，我仍然不知道，离开文化，我能做什么……”不是每个人对自己都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的，否则的话，世上就不会有“挫折”、“弯路”这样的词语了。
在人们传统的理解里，诗人大多是与现实生活相悖的、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愤世疾俗的。但正如亚伟所说：诗歌是精神方面的事，经商是物质方面的事，毫不矛盾。换句话说，诗歌永远是人精神层面生活的一部分，而决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对抗现实生活的工具。基于此，我认为亚伟的生活态度是健康的、积极的，而他的精神生活，无疑是更加富足、充实的的，即便孤独，也是有诗意的：“码头停泊在秋天/一行大雁被天空挤出去/回家途中/人被自己的想象挤到一边/整个下午只得孤零零/活在一片远景里”（李亚伟《世界拥挤》）。
李亚伟问答
牧斯）：如果让你向读者介绍诗集，你会如何介绍呢（适逢你的诗集《豪猪的诗篇》出版）？因为，如果读者读的是一本小说的话，还有故事梗概可谈。诗歌读什么呢？语言？还是其他？
李亚伟）：如果要向人介绍我的诗集，我会强调这本诗集的自由意义，同时也会强调这是一本好读的书。
我所谓的自由意义，是指不哲学、不文化、不小圈子，仅此而已。说到好读，我们会想，这不是小说，没有故事，好读吗？
我们不要以为中国的普通读者只会读故事，真正好的文学在普通读者心里反而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比较专业人士而言，普通读者不麻木，他们更有情感、更有味觉、更加多情善感，也就是说，在我的文学标准里，普通人比专家更敏锐。中国现在的文学专家（主要指文学刊物的管理者、文学的研究者、评论者、作者）十有八九非常麻木，其程度有多深谁也说不清楚，总之，很多这方面的人士基本上只会乱说，分不清好坏，不知是眼光、情感和责任心都在体制里折腾得疲软了，还是这个职业容易使人出毛病，虽然他们时时会强调自身智商很高。不说他们吧，我的诗歌不是写给专家的，他们不会像人一样读诗歌，也基本不说人话。我的诗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这是我出版这本诗集的基本理由，否则我不会出诗集。我如果只写给自己或某个小圈子，我会向他们朗读，然后随手扔掉。
我常常能碰到一些人能连篇累牍地背我的诗，他们中有记者、司机、官员、商人。在一段时间里，我的诗在一些文学社团和大学生里被传抄，这些都印证了我自己的心思：我在写作时心中是有读者的，而且不是文化小圈子里的读者。记得有一位女记者采访我时问过我写作时内心有的读者对象是谁?我随口回答：智慧的人、多情的人、英雄好汉和美丽的女人，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
我不知到我是否做得很成功，所以我出诗集（这又是一个理由），想看看是否对得起上述人士。刚好，知名出版人张小波和花城出版社的朱燕玲酝酿的“九星文库”打算正式亮相，并决定我的诗集作为第一批出版。“九心文库”的主题是“召唤伟大的汉语文学”，目标是“为这个时代遴选最优秀的文本”，首批十本书有九本均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的长篇小说，惟一一本诗集就是我的《豪猪的诗篇》。可见张、朱二位对我的诗歌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我做得很成功，
牧斯）：新作《河西走廊抒情》看来肩负了你的很多梦想，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首诗？中间有一句“我只活在自己部分命里，我最不明白的是生，我最不明白的是死！”现在读你的诗沉重多了，是否因为思考、年龄、阅历的增多，更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命运？
李亚伟）：我的诗集里确实有一些沉重的东西，不是现在啊，从一开始写诗，我的内心就着迷于一些深沉的问题，比如寻找自由、爱情的老家、探索甚至纠缠生与死的密码，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来龙去脉。比如我的阅读范围主要是关于生命和民族方面的东西，具体说就是历史、生物和玄学范围较多，还有一些小民族的考古。尤其近几年，我返回去重新热读以前认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西方的主流思路，哲学、神学、道德、科学和商业正在统一全世界，我在阅读或写作时常想，像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绝对不需要全球化，尤其，中国是一个不需要全球化的国家。
牧斯）：在年轻一代的诗歌阅读记忆里，《中文系》几乎你的“附身符”，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你自己如何看等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或者能否说说那希激动的岁月？
李亚伟）：关于《中文系》，你说是我的“附身符“，评论家沈奇先生说是我的“铁帽子”，这都对，很准确。这首诗成了我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它使我在20来岁一夜成名，我为我曾经写出这样的作品而骄傲。但我并不认为《中文系》是我的好诗，甚至在我的诗歌标准里，这样的作品不是我喜欢的好诗。我对自己的作品，最喜欢的是那些写醉酒和爱情的。
牧斯）：1984年你和万夏待人发起“莽汉主义”诗歌运动，在诗坛产生巨大反响，但是2004年，几乎在懵然间你由“莽汉主义”老将转到了“撒娇诗歌”，为什么有会这样？两者在诗学上粗看上去是水火不容的概念，能否谈谈这两个概念和你个人的心路历程？
李亚伟）：1984年的初春, 在中国 ,一个叫做”莽汉”的诗歌流派出现了, 这帮人热衷于饮酒狂欢和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的目的不外乎有三个：一,找远方;二,找酒;三,找爱情。这些都是很快活但很累人的事，1986年, 大伙决定歇下来, 一致同意解散”莽汉’, 分头去活、分头去死、分头去发疯都行。 因为除了名利, 人人都煞有介事, 好像还有离社会很远的梦想。
虽然作为“莽汉”的诗歌群体解散了，但“莽汉”一词却在我们作者之间被剩下来了, 有时像壳有时像核, “莽汉”后来被用作老顽童们相互间的昵称, 揶揄时也互称“莽汉””。直到如今, 如果你叫谁喝酒, 有躲酒的或赖在女人身边不肯走的, 你打电话叫他“z莽汉”或“d莽汉”，他准定一溜烟赶来。这说明“莽汉”诗歌对其作者自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关于我和“撒娇诗歌的关系是这样的：2003年，我和“撒娇”的默默在额尔古纳河边（那儿是中俄边境线）合了一张影，当时看着很有意思，两个曾经的顽童互相认识了多少年此次是第一次见面，两人脸皮厚怪话多，互相激赏之余决定合出诗集。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先生的一篇文章《从莽汉到撒娇》写的其实是当代诗歌的一种现象，但有些人误认为“莽汉“和”撒娇”合并了，其实不是这样，“莽汉”早已解散，默默如今也没把“撒娇”当成一个流派，而是一个活动场所。在默默看来，他喜欢的诗人都可以去“撒娇”玩。
牧斯）：今年正好中国新诗发展100年，你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的参与者，对中国新诗百年来的历程有什么感受？
李亚伟）：今年是中国新诗发展100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不乏才气且不懈努力的探索者，其实，对新诗而言，这100年整个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古文到白话是第一层难度，从西方诗歌回到汉语诗歌是第二层难度。我认为中国新诗这100年的历程，其主线是西方化。但我更认为中国的诗歌最终要回到中国文化自身来修炼。我们这一代正逢上应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这100年来，我国的诗人、作家、政治家和人民在文化、政治方面已经作了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探索，很多问题实际上已很明晰。新的探索者绝对不是继续移植西方文化的诗人，现在张口先锋闭口后现代的艺术家在我眼里绝对不先锋，他只是一个喜欢露脸的普通人。
牧斯）：现在一般大众普遍有个疑惑，那就是“在当今的时代，诗歌到底怎么啦”？我知道，其实诗人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感觉诗歌找回了自己的位置，且出现了新的繁，可是，这两个层面基本上是隔膜、错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能否借此再“澄清”一下诗歌与读者、诗歌与市场的关系
李亚伟）：我赞同诗歌找回了自己的位子的说法。诗歌曾经很“热”过，但那不是诗歌的真正情况。“大跃进”时诗歌最“热”，但那时恐怕是诗歌和人的关系最扯淡的时候，唐代和宋代在很多人的映象里诗歌很主流、很“热”，其实是误解，那时诗人和百姓比较起来根本谈不上多。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使得所有读书人都要写诗，诗歌成了所有读书人的生存要件，皇帝写诗，所有官员写诗，在官本位的环境里，一个读书人不写诗是基本上做不上官的。所以诗歌很主流，幸好，很多官当得小的写了无数的好诗，很多官当得大的也写了无数的好诗，很多热衷政治的人写了很多好诗，很多漠视政治的人也写了很多好诗，这些诗歌构成了我们诗歌深厚传统，（当然，近100年的新诗探索也加入了这一传统），这就是中国诗歌的遗传基因，是中国人的主要文化和情感基因。在特定的时候他会在它的诗人和人民心中激荡，更多的时候，它在内心里，很平静。这就是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如果有人感叹当今诗歌“边沿化”，那他应反省自己诗歌“主流化”的内心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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