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军：当前的诗歌正处于极度不景气的时期，而你在最近却连续出版两部诗集，作为一个全国著名诗人，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的诗歌写作？
雨田：这话就有点不对劲了。当前的诗歌不是不景气，应该说关心诗歌的人们缺少了许多。话又说回来，更多人也不可能去关心诗歌。汉语诗歌的存在是因为有汉语本身的存在，孔子不是说“不学诗，无以言”吗？我们中国人是通过语言来建立牢固的联系，这种信任度相当于信仰，西方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宗教来建立信仰。汉语诗歌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信仰。今年出版的两部诗集是从我近10年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文学刊物上精选出来的部份作品。《乌鸦帝国》由中国城市诗歌艺术研究所，北京汉语诗歌资料馆选 编出版，是当代诗人馆藏丛书之一；《纪念：乌鸦与雪》这部诗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新死亡诗派丛书中的其中之一。我才知道这套丛书不足10位诗人，选编者要求高，以诗人作品的影响力为标准。其实现在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正常的，只是这些年出现一些与非诗有关诗歌的事件。网络上恶搞河北女诗人赵丽华，并把她封为“梨花教主”，还出现了批量制作的“梨花体”诗歌；苏非舒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竟然在主办者和所有毫无先兆的情况下，以“裸诵”的方式导致了这场诗歌朗诵会的提前结束。这些事件的产生，误导了部分诗歌读者，也误导了一些从来不读诗歌的人。难道说，这还不令人感到悲哀吗？
张登军：虽然诗歌处于不断的经历大起大落的阶段，但追随者却一直很多。同时，几乎每一位诗歌的追随都 都在思考，追问同样一个问题，即：诗歌究竟是什么，她的作用在哪里，她给人的究竟是什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雨田：简单的说，诗歌是情境交融的浓缩体。因此，诗人必须对诗人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一切进行独立的思考和高度提炼，打碎那种陈旧的语言并创造出一种新的纯粹的语言。说白了，一个意义上的诗人如果对社会、人类、人民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尽写些不痛不痒，自认为很自我的东西，是很难成大器的。优秀的诗歌必须引人思索。由于我们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压抑我们的不仅仅是语言，也包括整个社会环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讲，作为诗人对生存环境的反抗和对希望世界的追求应该说也是诗人自己的一种责任。
张登军：在很多人心目中，你是一个很怪异的诗人，包括写作风格，生活态度等等，你是如何看待别人对你的看法的？你认为生活态度与诗歌写作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为什么？
雨田：别人怎么看我觉得与自己无关。反过来，我到觉得很多诗人在写作中，不关心时代、社会和底层老百姓，而当下的社会恰恰需要诗人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真的可惜我们的一些诗人却把这种思考给彻底的放弃了。我说过，诗人只是一个平常的人而不是神。我自己的生活态度与诗歌写作是有内在联系的。只不过我比平常人多了一些思考而已。诗人不仅仅要有平常的生活态度，更重要是需要独立的思想。这里我要告诉你的是，诗歌一定要用真情实感去打动人，一定要用独立的思想去影响人，这也是多年的主张。
张登军：从朦胧诗到先锋派，特别是当前被媒体频繁报道的80后写作，中国的文学包括诗歌经历了几个大的写作时段，这也倍受文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你认为现在的诗歌写作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写作态度？
雨田：朦胧诗已成为过去，先锋派包括小说作家正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80后写作的作家，我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不好评说。中国的文学，当然也包括诗歌在经历几个大的写作时段后，的确出现象莫言、韩少功，残雪和余华等一批优秀的作家，象欧阳江河、周伦佑、翟永明等不少重量级诗人。我相信，他们的许多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觉得诗歌是一种创造。优秀的诗歌需要融入诗人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加载诗人生命的信息，是一种诗人的独特体验的呈现。诗歌是各种各样的，但好的诗篇，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内涵，否则是很难打动读者的。我认为现在的诗歌写作应该保持诗人本色的写作姿态，也就是说，诗人要以一种生命的方式，要诗化事物，必须先诗化诗人自己的精神，诗化诗人的心灵和思维，才能感觉到诗，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涌动着的精神力量。
张登军：你能不能谈一谈你的诗歌写作状况？
雨田：对于我的诗歌创作，我觉得自己并不茫然。这几年来，我都坚持写自己在生活中感受最深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真实的我。
张登军：有人说写诗歌可能是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你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雨田：青少年时期有写诗的激情，但大部分青少年缺少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理解。别人我不好下定论，我写诗会是一辈子的事情，信不信由你。
张登军：我读过你的不少诗歌，我觉得你的诗歌意象很独特，思想也很深刻，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
雨田：不朽的诗篇应该是历史、社会的见证。我的诗歌，特别是83年以后的诗歌可以说是对社会、历史和自然重新的认识，还有就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
张登军：准确的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雨田：“文化大革命时期”。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文学作品，《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都是我小学三、四年级读过的。我特别喜欢《红楼梦》里的诗词，有些难懂难记的，我就把它抄在用过的小字本背面，没事就翻出来年，词句记在心里就跑出去问别人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姐的一个朋友经常来我家找她学做针线活，这人是绵阳中学初69级的学生，也喜欢读文学书。有时候，她来我家，我姐在地里干活还没有回来，她就跟吹上了当时的流行小说《红岩》、《苦菜花》、《林海雪原》、《平原枪声》、《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再后来，我们交谈的方式就改成用笔交流了。由于当时没有钱买纸张，我们交流的内容全部写在裹面用过的废纸上。先就象通常读书心得好样，后来就把想说话分行排列，慢慢地觉得这样很有意思，表达也准确，更主要是训练了语言的提炼。从此，我就断断续续写出了些残缺的诗句。如果从我认真写第一首完整的诗歌算起话，是1969年。
张登军：从你写第一首诗到现在，算起来已是38年的创作历史了。在几十年的诗歌写作中你经历了许多，也见证了许多，但你一直没有放弃过诗歌写作，是什么让你坚持不懈的走了下来？
雨田：是博大的汉语文化让我学会了怎样去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其实这几十年里，无论我是在北疆的巴林草原服兵役，还是在文化站、文化馆、文联、杂志社干文学辅导、编辑，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汉人。是的，几十的里我用手中的这支修过多次笔写过小说、电影剧本等。但是，我觉得汉语诗歌是艺术中的艺术。你能说唐代汉语诗人李白的诗歌不如西方的《荷马史诗》吗？你我都清楚，我们这个民族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古典诗歌为什么会那么发达，那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了不起的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基础之上。说明白点，就是诗歌能真实地表现我个人的内心感受。应该说，坚持诗歌写作是我的明智选择，诗歌就是我的心灵故乡。
张登军：前段时间，有一个名叫顾彬的德国汉学认为，中国作家由于外语水平有限的缘故，作品影响受限，你作为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本土诗人，你怎么看待他的这一说法？
雨田：我以前读过顾彬的几篇谈中国文学现状的文章，他的有些观点不错，我还比较赞同。但他言，硬要中国作家去学西方作家的原文原著，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按他的说法去做，努力学习外语，更好能用外语写作，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可能吗？再说了，他之言只是一家之言。我只关心自己怎样写好作品，没有功夫去过问作品的影响力，作品写出来发表，出版后，别人怎么说我就管不着了。我要想的是怎样把下一篇作品写好。
张登军：有人说，诗歌写作其实是人生态度与人生状态的体现，那么在你的人生旅途与诗歌写作生涯中，你认为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在诗歌写作中，有什么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雨田：意义上的诗歌其实就是人生态度与人生状态的体验，而不是体现。我现在最珍惜的就是国内外有那么多喜欢我诗歌，喜欢我文章的读者，他们就是我的上帝！我认为在诗歌写作中，必不可少的作为人的品质和作为诗人的良知。
张登军：很多人说，作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个体，是天才与白痴的共同体，是彻底的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者。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近现代以来有众多是诗人选择自杀来终结自己的诗歌之旅。1933年，诗人朱湘在南京采石矾跳江自杀；1997年，诗人闻捷在上海开煤气自杀；1987年，诗人蝌蚪用手术刀割断大腿静脉自杀；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1993年，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上吊自杀；1996年，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跳楼自杀；2000年，诗人王长安在寓所自缢……对这些行为，你是如何看待的？
雨田：这与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有关，作家和诗人敏感易冲动，或雷霆震怒，或极度狂喜，或愤世嫉俗，或精神分裂，容易发作，也容易压抑，容易狂傲，也容易绝望。难道说世界著名作家自杀的还不少吗？海明威、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纪夫、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我几乎可以列上百位作家、诗人自杀的名单。我这里可以简单给说说你提到几位诗人为什么要自杀的理由。朱湘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一生致力于探索新诗创作，可以说才华横溢，不拘一格，当年被鲁迅称作“中国的济慈”。1929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执教于安筒大学。朱湘为人外冷内热，性情孤傲、倔强，难以合群。离开安徽大学以后，四处求职没有结果，一直过着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1933年12月5日，心灰意冷的朱湘乘轮船至离南京不远的采石矾纵身跳入江中；诗人闻捷的自杀主要与作家戴厚英“跨阶级”恋爱，闻捷死后，戴厚英的《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就是证明；蝌蚪是朦胧诗人江河的妻子，她的诗歌我没有读过，但我在《上海文学》上读到过她的两篇散文，我复印了多份分给朋友们去分享。没几年，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说，蝌蚪因与江河闹了点小矛盾就自杀了；顾城太把自己当诗人了，他想把谢烨和英儿两个女人都留在他身边，过童话式的理想生活。英儿的离开伤害了他，妻子谢烨也想出去过平常人的生活，顾城绝望了，举起斧头砍死妻子后上吊自杀；徐迟主要是晚年再婚的失败导致了他的自杀；诗人王长安生前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与四川诗人梁平、张建华和我都是朋友。1990年10月，我们在德阳的“金秋诗会”照的几张合影至今我还保留着。他在寓所自缢我是后来听说是因病而起的；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是我的朋友。他死后的1990年，我曾写过上万字的文章悼念他和他的同学骆一禾，文章题为《死去的中国诗人》。说起来也奇怪，80年代北京大学诗歌四条汉子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从北京大学出来后，骆一禾分配在《十月》杂志当编辑，老木到北京市委党校任教，后调《文学报》当记者、编辑，西川分到新华社任《环球》杂志编辑，海子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1988年11月，可以说海子内心非常矛盾，我在《十月》杂志编辑部办公室，骆一禾告诉我说，海子最近心情不好，劝我一定要去昌平的政治大学新校区陪陪海子。我在《死去的中国诗人》一文中讲述我和海子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后来，几种版本的海子传都记载那段难以忘怀的往事。海子有过几次失恋，在他昌平的宿舍，我没有发现电脑、电视机、录音机，甚至连小小的收音机都没有发现，有的只是无数册书和他写出的诗歌。海子死后不久，他的同学西川这样写道：“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无论怎么说，那些自杀的作家、诗人都是有原因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相信命，我不习惯对那死去了的作家、诗人说三道四。
张登军：很多人认为，你是绵阳诗歌界的旗手。你如何评论绵阳诗歌创作的势态？
雨田：旗手不敢当，绵阳写诗的同仁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象蒋雪峰、陈大华、野川、西娃、张晓林、程永宏、刘翔、南荒、何志向、蒲永见，曾思云、阿贝尔、谢云、肖红亮、帅士象、马培松、剑峰、雪欣、白鹤林、胡应鹏、布衣、刘强、罗铖、肖棱、杨晓芸、海融、范倍、丛文、周薇、桑格尔、良草、张景川、海凡、何均等名字早就在中诗坛很响亮了。绵阳1986年创办“净地青年诗社”并出了有影响的《净地》现代诗报；1996年在全国率先创办最早的诗歌网站《终点》，截至现在为止，《终点》共编印六卷，系中国西南最优秀的大型民间诗歌刊物之一，是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现代诗在大西南的民刊主要阵地而引人注目。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重点推的大型《诗》丛刊天•地卷，除了有我的长诗《纪念：乌鸦与雪》、《随想》外，还有我们白鹤林、胡应鹏、丛文、范倍和罗铖五人的组诗，这种现象在国内是少有的。这里，需要我特别说明的是，绵阳的诗歌创作态势是乐观的，可以说每一位执着于诗歌的创作的诗人都独自开辟了自己的写作道路，他们所蕴含的想象力与智慧是其它艺术门类的创作者无法超越的。用范倍的话说，他们“独自追寻着自己的写作理想，独自向前”，我为他们为诗歌付的努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他们都是迈向心灵的故乡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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