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1749年8月28日出生于罗马神圣帝国的自由市法兰克福，于1765年离开法兰克福，前往莱比锡大学求学，歌德在法兰克福渡过了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歌德日后成为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代表诗人，这段早年的生活经历无疑塑造了歌德的古典志趣。歌德的个人心性与他的生活环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从歌德作为一位古典人文主义者的成长经历来看，歌德后来是走在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68）开辟的道路上，而歌德接触到温克尔曼是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时，温克尔曼对歌德早年法兰克福时代的影响是间接通过歌德的父辈传达的。温克尔曼作为德国古典文化的复兴者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有力促进了通过视觉艺术与文学相结合的方式学习古代文化的德国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建立；另一方面，他开启了德国古代文化复兴的两条平行的道路：促进了德国大学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专业的创立；以及德国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领域对古代文化的尊崇。如此，笔者从两方面展开分析歌德法兰克福时期学习古典知识的情况：一方面，德国当时的古典学对歌德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歌德的家庭与法兰克福社会为歌德提供了怎样的古典知识教育。
一
德国的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一门学科，是人文学（Humanism）的基础。德国的古典学得益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欧洲近代精神的开端，法国启蒙运动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深化，德国古典学在这样的背景中建立起来。在15-16世纪北方文艺复兴时期，德国人学习古希腊罗马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达到一个高峰，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激发了反宗教改革，在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与路德对异教精神的拒绝的双重影响下，德国人开始反对学习古希腊罗马异教经典，德国对古代的学习中断了一个多世纪。在歌德出生前大约20年，德国人开始重新学习古代文化，盖斯纳（J.M.Gesner, 1691-1761）是德国新人文主义的建立者，一生写过30多部古典学研究著作。他在安斯巴赫高级中学（Ansbach Gymnasium）读书时，该校校长科勒（Georg Nikolaus Köhler）教他希腊文，奠定了他的古典学基础，后来他进入耶拿大学神学系，学习古典文学、形而上学及希伯来语，在1730年他被推荐到莱比锡托马斯学校当校长，然后于1734年在哥廷根大学当诗学与修辞学教授。他全力建立新的古典教育的基础，他在教授学生时给他们这样的信念：古代的作家具有最高贵的灵魂，学习古典知识就是与最伟大的人对话。在他1760年去世时，新人文主义精神已经从哥廷根向周围许多学校传播开来。[1]4
盖斯纳在德国古典学复兴的历史之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与他同时代重要的古典学者有莱比锡大学1734-56年的诗学教授克赖斯特(J.F.Christ,1701-56)，人们一般认为温克尔曼是第一个发现法国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代学（chronology）方法的德国人，其实早在克赖斯特既已发现了斯卡利杰，温克尔曼也不是最先懂得通过古代艺术理解古代重要性的德国人。克赖斯特于1720年代就发表了关于古代艺术研究的作品，他1730年代在莱比锡大学时开始通过展示古代艺术品来传播古典知识，这些艺术作品是他到意大利、荷兰和英国旅游时搜集的。莱辛于1766年写作了《拉奥孔》（Laokoön），在温克尔曼1764年出版《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之后不久，无疑可看作是莱辛受到温克尔曼的启发，实际上也是克赖斯特同时影响了莱辛对古代视觉艺术与文学的认识。正是克赖斯特，倡导通过古代图像学（iconography）来教授艺术史的方法；正是克赖斯特，教导海奈(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去模仿斯卡利杰研究与阅读古代典籍的方式——海奈在莱比锡大学时通过编年史的序列通读了整个希腊与拉丁文原始文献；正是克赖斯特，将考古学作为德国大学的正式科目，考古学结合了语言学、技术与审美分析，强调通过艺术与文学的结合来培养人的良好品味；[1]120-121克赖斯特在德国古典学研究复兴方面功不可没。
海奈也许是德国近代最出色的古典学者，歌德在法兰克福时就希望今后跟从海奈学习古典学，当时海奈已经到了哥廷根大学任教。海奈在哥廷根大学的学生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是德国古典语言学（classical philology）的创立者，沃尔夫将古典语言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在哈雷大学任教（1783-1807）时，他开设了古典语言学专业课程，这在德国是首创。沃尔夫深受英国哲学家洛克人类理智观的影响，洛克对人的理智的限度进行了批判，这一点影响了沃尔夫认识古代的方法，他认为古典学应该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沃尔夫于1795年发表了《关于荷马的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这部作品主要讨论了“荷马问题”，也就是“荷马作为一个人到底存在吗？”这一问题；这部作品的发表造成了沃尔夫与海奈之间的矛盾，海奈指责沃尔夫的观点是他在哥廷根大学传授给沃尔夫的，海奈也是德国首先以科学精神认识古代神话的学者之一。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歌德对沃尔夫的观点起先不赞成——沃尔夫认为荷马这位诗人并不存在，《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创造，后来歌德有限地接受沃尔夫的观点。
克赖斯特影响了一代年轻人，除莱辛之外，还有克罗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克罗普斯托克在1739至1745年是普夫塔中学（Schulpforta）的学生，在克赖斯特的教导下学习古典学知识。虽然有诸多年轻人开始重视古典学的学习和研究，不过我们也应能看到，这些新人文主义精神在1750年代左右还没有影响到歌德及其周围的人。1730至17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校也有一些古希腊文的课程，但教授的仅仅是希腊文《新约》，并没有见到其他希腊文本在学校教授的迹象。希腊艺术在比歌德年长一辈的法兰克福人中几乎是不知道的，实际上在当时德国没有古代雕塑的概念，更不用说希腊鼎盛时期的雕塑了。在德累斯顿那个单坡屋顶房子里存放的古代艺术收藏品，甚至连温克尔曼也不重视它们，而是歌德后来的绘画老师奥塞尔（Adam Friedrich Oeser,1717-99）所在的莱比锡美术学院藏有一些古代的艺术品。不管怎样，在德国，直到1760年代曼海姆古代雕塑展时，德国人才开始真正了解古代，特别是在1769年由来自意大利新的古代铸像完善了曼海姆古物展之后。德国其他地区的学生没有什么途径了解古代，像歌德父亲这样到过意大利，亲眼看到拉奥孔与阿波罗雕像的人毕竟很少。在温克尔曼1764年出版《古代艺术史》之前，德国也没有什么著作为古代艺术的发展提供合理解释。
《古代艺术史》出版之前有两部书比较重要，一部为法国本笃会修士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的《对古代的解释》（L’antiquité expliquée），初版于1719年，另一部为凯吕斯（Anne Claude de Caylus,1692-1765）的《古代收藏物》（Recueil d'antiquités égyptiennes, étrusques, grècques, romaines et gauloises,1752-67），但两部书均存在严重缺陷：蒙福孔不注重古代作品的审美价值，仅仅关注古代神话的意义以及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他分不清希腊、罗马与伊特鲁里亚(Etruscan)艺术之间的区别；凯吕斯虽然关注古代艺术的审美价值，将古代艺术作为艺术来看待，他能够区分希腊、罗马、伊特鲁里亚、埃及与高卢艺术之间的区别，但他分析的只是他自己的收藏，这些收藏只是部分的小雕像、胸像及宝石制品，读者从中只能了解到古代很少的信息。歌德在1809年6月9日给希尔特（Aloys Hirt,1759-1837）写信时回顾了他对凯吕斯的理解过程。在当时的德国，甚至关于古代艺术的凸雕（cameos）和凹雕（intaglios）等如此流行的一种消遣，对于歌德父亲的一代人也是不容易接触的。里佩特(Lippert Philipp,1702-85)于1750年代初版的《古董封印》（Daktyliothek）是德国人学习古代的主要途径，业余爱好者不得不依赖这些古董封印的雕刻品，或者以昂贵的价格收集石膏或蜡制的古代艺术复制品去理解古代。[1]5
二
在古典诗学翻译研究领域，德国受到法国新古典主义很大影响，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在1674年翻译了朗吉弩斯（Longinus）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主要是为了反对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今人优于古人的理论。戈特谢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76)是布瓦洛的跟随者，布瓦洛与戈特谢德对法兰克福时期的歌德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歌德当时还十分年少，并且戈特谢德对当时德国关于古代的理解的影响也是贫乏的，而是他对德国1740至1750年代的阿克那里翁风格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但其著作并不能提供对古希腊更深的理解。戈特谢德理解的希腊过于理想化，是以一种洛可可式风格的方式来理解希腊，这对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的希腊理解产生了直接作用，这一点我们尤其可以从维兰德1766年创作的《阿加通》（Agathon）与1769年创作的《穆萨罗或美惠哲学》（Musarion oder die Philosophie der Grazien）中看到。真正开始从生命哲学非理性角度来理解古代，反对戈特谢德理想化的模仿论的是瑞士批评家布莱廷格(Johann Jakob Breitinger,1701-76)，布莱廷格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于1740年在苏伊士出版了《诗批评》（Critische Dichtkunst），直接唤起了德国人对天才的崇拜，他在书中反对夏尔·佩罗对荷马理性方式的解释，是赫尔德少有的先声。1740年另有一部书也对德国人关于荷马的理解产生了影响，即为费奈隆（François Fénelon, 1651-1715）的《忒勒马科斯》（Ténémaque）；这部著作于1699年出版，但直到1730年后才在德国开始产生影响，在1750至1780年期间达到一个影响的高点，这部著作为理解荷马与18世纪之间关系提供一个范本。书中主要的观点，即荷马并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野蛮人，为客观理解荷马时代的英雄提供了一种视野。
18世纪中叶，在歌德出生前夕，德国有一些关于古代神话介绍的作品，其代表作者是：写作闲适与优雅的阿克那里翁风格的诗人哈格多恩(Friedrich von Hagedorn, 1708-54)，他于1747年出版了抒情诗集《新颂歌与歌曲集》（Sammlung neuer Oden und Lieder），宗法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他的诗集脚注中关于古代的神采用的还是旧名，尽管他在深奥难懂的地方作了一些更为详细的说明，但读者一时还是不明白他解释的神谱。在歌德的法兰克福时代，维兰德在他的《滑稽故事》（Komische Erzählungen,1765）中采用了一种多典故的方式，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一些神话故事，如亚克托安（Actaeon）、恩底弥翁（Endymion）、达那厄（Danaë）及宙斯（Zeus）等神的故事。维兰德的《滑稽故事》以一种洛可可风格的方式演绎希腊神话故事，突出地描绘了女神优雅的形体，他诠释古代神话的方式培养了德国当时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市民的审美趣味。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对维兰德的古代理解有一些发展，特别是在古代美的理想这样的观念上，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维兰德的洛可可式风格，而将其转化为一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3]52
18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德国的一般民众对古希腊世界的敌意开始消逝，莱辛早期的批评很少引用希腊文学，现在出现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在《1751年批评报道》(Critische Nachrichten auf das Jahr 1751)中，莱辛在其中批评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破坏了诗的完整性，指出其通过欧几里得的比例规则来解释荷马是荒谬的。此外，莱辛还计划在他的《对剧院的历史与接受的报道》（Beiträge zur Historie und Aufnahme des Theater,1750）中系统翻译与评论古代与现代的文学，特别是阿提卡悲剧，不过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在布莱廷格发表《诗批评》之后的15年，没有发现公众对希腊的态度发生明显的改变，这时费奈隆《忒勒马科斯》的广泛影响开始显现。法国哲学家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aux,1713-80)的批评文章为改变大众对希腊的态度起到了积极作用，巴托于1746年出版了《美的艺术》（Les Beaux Arts），认为美的艺术就是对美的自然的模仿，巴托主要受到洛克与伏尔泰的怀疑精神的感觉论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著作中倡导这样一些观念：艺术需要天才，诗的原则是精确、美与个人表达之间的和谐，他主要为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辩护。巴托的《美的艺术》使美的艺术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使艺术从对宗教的依附中逐渐独立出来。1755年温克尔曼出版了《在绘画与雕塑中对希腊的模仿的思考》，立即被德国大众接受。老的一代人开始被逐渐遗忘，年轻一代这时看到了他们所期待的东西。[1]11-14温克尔曼不仅强调了希腊的自然，而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希腊美的理想，希腊一时成为德国知识界的向往目标，德国人对希腊的敌意消逝了，德国人开始将希腊作为本民族精神的故乡。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