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弟子刘廼中回忆恩师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今年是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前不久，北京画院与启功先生家人、弟子及诸多机构联合推出的“逸笔遗珍——启功艺术回顾展”向公众展示启功先生生前的自书诗、临帖作品及绘画，共计80余件。《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本期刊发启功弟子刘廼中对启功先生的回忆文章。

　　现存最早的启功先生照片，约10岁时与祖父（左）和姑祖丈（右）的合影

　　一

　　第一次知道启功先生名字是1935年的夏天，那时，我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长我三岁的哥哥廼隆在汇文中学念初中。一天，哥哥从学校拿回一本汇文中学的年刊，在形形色色的画面中，署名启功的国画吸引着我的眼球——尽管当时还是童稚之年，可能受些家庭环境的影响吧，我对书画等已是情有独钟。观赏之余，“启功”这两个字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后来，我在二伯父贡扬公（名毓瑶）那里多次听到启功的名字，虽未见面，却神交已久。

　　我的二伯父贡扬公酷爱金石，雅善书法，尤长篆书，是北平“冰社”的成员。冰社成立于民国十年（1921年，正是我的生年），是一部分研究金石文字的学者和古文物爱好者为了发扬国粹、研究学术与交流观摩藏品等而成立的友好型松散组织。最初社长是易大庵，副社长为齐宗康、周康元，秘书为孙壮、柯昌泗。据我所知，随后还有许多书画篆刻家如寿玺、金禹民、胡佩衡、徐宗浩、汪霭士、丁佛言等人加入其中，我的二伯父也是成员之一。比我大八岁的启功先生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在冰社中，不知谁带的头，年轻些的都叫我二伯父为“二大爷”，启功先生也就随着叫起来。

　　我于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不久就见到了担任国文教员的启先生。他亲切地谈起我们间的共同朋友，谈起我们共同的“二大爷”。我们好像成为平辈，师生间的“隔膜”一下子打消了。在我心目中对这位汇文年刊中的“学前辈”（我从小认为能画那么好的画，尤其是山水画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仰慕已久，这时又和我共同叫着“二大爷”的启功先生是那么平易可亲。随着交往日深，我们之间的师友之情与日俱增。

　　大约从1939年秋季开学起，我就邀集了同班嗜书爱画的同学王大安、金凤林、郭崇元、李年生、乐芝田等人，再加上志同道合的美术系的梁敬莲、张瑾、袁小舟、张学礼等，或数人邀集，或个人行动到启先生（当时都这样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家，启先生家总有着无穷的凝聚力。每到星期天，尤其是我和王大安很少缺席，我们向先生请教和谈论范围很广，大体上以书画为中心，兼谈艺术界和学校琐事等。先生知识丰富，幽默善谈，更多的时候是桌上铺着纸，陈着笔墨，先生总是一边动笔一边“闲”聊，在边写（画）边讲中，或是书画理论，或是文化知识，或是文坛掌故，抑或是各处趣闻……经常是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或下午，就这样极度愉快而充实地过去了。这种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最美好回忆。

　　先生家里人口简单：母亲、姑姑、先生夫妻共四人。一家子雍雍睦睦，和谐愉快。那时大家都不富裕（有一两位同学家境较好），但是如此经常地（长年累月）向先生请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还要拿点什么“束脩”之类，也没有一点点酒食征逐，互相馈赠，有的只是跟先生求张字、画或是扇面，都是小品，谁也不好意思求大的。回想起来，我求的包括扇面等也不下十几件，六十年来，经过历次劫难，今天留下的作品，仅剩下二尺小联一副，山水扇面一件（背面是溥侗写的，溥侗，字西园，别署安处斋，艺名红豆馆主，擅书法、词曲，为清末民初著名京剧、昆曲票友），已经堪用自慰了。

　　二

　　我们上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学校组织了一堂在阶梯大教室的书法讲座。这个讲座由陈垣校长主持，由启先生主讲。这是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唯一一次聆听的大规模、高水准的书法讲演。讲台上配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反射幻灯机（我记得是德国蔡司的），启先生准备了大量的图片资料，讲堂上黑着灯，启先生一边讲述，幻灯配合着讲述变更着幕布上的画面。其中有一组“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展示了当时刚从新疆高昌出土的一方魏碑墓志，墓志为朱笔书写，有趣的是只刻了一半。估计是兵荒马乱中来不及刻完，匆匆入土为安的。从照片上显示出朱笔书写的未刻部分笔痕宛然，而刀刻部分则刀痕桀骜清晰可见，除文字未改外，与书写部分的笔致全然不同。这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铁证：那一时代的石刻风气，集中表现了刻手的“不听话”，从学其书法角度来说，学习时无论如何要特别慎重。启先生后来写的诗更为明确：“学书自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诗虽写于二十多年后的1961年，而其犀利之目光、精辟之论据，此时已完整地形成了。

　　在用笔上，启先生常用“笔肚”一词来讲授，常说“笔肚没写出来”或“笔肚写出来了”。今天回想起，说“笔肚”就是“中锋”，似乎还不全面，我想是否再加一个“立体感”可能更接近些。

　　启先生的书法教学秉承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他教我们每个人练字，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写同一种帖，而是根据每个人的面貌来推荐临写什么。我以前写褚遂良，同时写篆隶，也临过几天《圣教序》，但写起行书来确非王非褚，模样有点不上路。先生看后略显踌躇，对我说，“我把宋高宗介绍给你，你看怎么样？”说完他从架上取下一本日本影印的册页，是宋高宗的墨迹真书。册页印制非常精美，我看后觉得自己的字与它确有几分相似，但不好意思开口借临。先生看出我的心态，便毫不犹豫地递给我说：“拿回去写写看。”

　　我入辅仁大学前，已对篆刻有了“半仙之体”，入学后也颇得师友称赏。在此时期，我也为先生刻过印章若干方。由于印章的钤本也遭到过劫难，检点幸存的，只剩余八方了，作为“印人”能够存下钤本，比起书画家来，还真有这点“优越性”哩！

　　我在启先生身边求教的日子持续到1944年大学毕业。后来事务庞杂、行踪不定，与先生见面明显见少。北平解放后，人们沉浸于建设新中国、新事业的兴奋匆忙之中，同时，作为我所最心仪的书画篆刻却陷入一派“不景气”。这些艺术种类在一时间好像成了旧文化的代表。国家当时“包下来”的政策，“包”不到自由职业者们如靠“润笔”生存的书家、画家和篆刻家们身上。而他们的传统买主，则大部流亡海外，收敛锋芒，紧缩开支。因此，这方面的市场一落千丈，琉璃厂书画店成堆成垛的古书名画无人问津，到了“给钱就卖”的地步。对于我，书法刻印本来就是业余自遣的性质，我有自己的社会职业，是被“包下来”的人员（启先生当然也是），在书画方面的共同爱好，也只有放一放了。

　　一系列“运动”随后展开，如“反右派”、“文革”等种种浩劫，无法也不必细说了。总之，直至1979年，一切才开始恢复正常，与先生三十年的暌违，才又恢复了来往。可惜的是，这时的我，早已失掉了北京户口，而是远在东北的“化外之民”。然而，只要是有机会到北京去，第一件必办的事，就是向他老人家登门请安。而我在启府所遇到的第一件遗憾事，就是原来的四口之家已不再，那样雍雍睦睦的完美家庭，两位老人陆续凋谢，那位轻易不出一语而又随时显露出善解人意笑容的章氏师母，竟然也撒手人寰，弃我的恩师而去了，呜呼！

　　三

　　1979年9月的一天，我的妻子孙贤舒到北京出差，带着我的“介绍信”找到启先生当时的住处小乘巷，代我去看望启先生。这是30年来第一次通音讯啊！先生看到来信，高兴异常，随即答应在我呈上的一幅清代旧纸上写字，同时谦逊地说：“这么好的纸让我写，非写糟蹋不可。”先生还复信一封，回绝了我求对联的要求。在信里推说写不好，这当然是托词，事后我才觉察到，带去的对联纸虽也是旧品，但图案是木刻水印的折枝花卉，一左一右，上下联各七枝，五彩缤纷，不免有点俗气，思量之下后，才觉出自己的孟浪。

　　启先生在我捎去的旧纸上，写下了他《论词绝句二十首》中的六首，诗曰：“暝色高楼听玉箫，一称太白惹喧嚣。千年万里登临处，继暗缘何苦寂寥（李白）。词成侧艳无雕饰，弦吹音中律自齐。谁识伤心温助教，两行征雁一声鸡（温庭筠）。一江春水向东流，命世才人踞上游。末路降王非不幸，两篇绝调即千秋（李煜）。新月平林鹊踏枝，风行水上按歌时。郢中唱出吾能解，不必谦称白雪词（冯延巳）。词人身世最堪哀，渐字当头际遇乖。岁岁清明群吊柳，仁宗怕死妓怜才（柳永）。潮来万里有情风，浩瀚通明是长公。无数新声传妙绪，不徒铁板大江东（苏轼）。”落款处启先生写道：“汉宽吾兄相别三十年矣，1979年秋重晤，书此请正。启功。”

　　今天看来，这幅中堂确属至精之品，是那个时期启先生的代表作。先生还在我的一本册页上写下了不久前的一首自作诗，原题目是“失眠”（其一）：“月圆花好路平驰，七十年唯梦里知。佛法闻来余四谛，圣心违处枉三思。满瓶薄酒堆盘菽，入手珍图脱口诗。昔日艰难今一遇，老怀开得莫嫌迟。”这里写的是“近况一首”。先生之所以随机写了这首诗，恐怕是它的尾联和我的境遇较洽合吧。

　　在以后的趋谒中虽然并非毫无机会，但由于受人之托较多，而先生这位有名的来者不拒的长者，在满足了我替人家提的要求后，我哪还忍心再多占先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但又一次机会不期而至了。

　　1981年6月，我和妻子同到小乘巷去看望先生，正在倾谈中，来了一位国际客人——日本某书道代表团的团长。只见先生向这位贵宾递过两幅日本产的精美卡纸，上面是先生画好的朱竹、梅花各一幅。他让这位贵客选择其一作为纪念品，而选剩下的，就指了我们一下，表示将题赠给我们。对先生的朱竹，我早已心向往之，今天佳作当前，可是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