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怀念钱钟书老先生

　　钱钟书先生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字默存，号槐聚，1929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20世纪30年代曾赴欧洲留学。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钱钟书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长期以来，他秉承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博学多能，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围城》，风格幽默，比喻精辟，充满着智慧和哲理，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又广泛汲取西方文明精华，融会贯通，博大精深，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文化洵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在世界文化中应有其不可或替的重要位置。

　　在钱钟书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报特刊发著名学者、翻译家高莽先生文章，以纪念和缅怀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先生逝世已经12周年了。

　　时间过得飞快，他那闪光的思维，他那风趣的交谈，他那硕大的额头，他那谜一般的目光和微笑……仍然闪耀在我眼前，响彻在耳际，铭刻在心中。

　　钱老是位大学者，知识渊博，学贯中西，非我所能阐述。只因工作关系，有幸与他有过接触。回忆那点滴往事同样富有深远的意义，让人永念不忘。

　　分不开的组合体

　　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大学者。他用一生的努力，揭示着证明着一个个真理。中外古今，哲学、艺术、文学被打通融汇，通感、灵性、诗画的命题也清晰明白。淹博的学识，准确的譬喻，透彻的论证，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都被人心悦诚服地认同。他的结论将不断地得到人们的重复验证。

　　他的夫人杨绛(杨季康)先生，是一位艺术家、文学家、翻译家。她用一支普普通通的笔，创造出许彦成、姚宓、李君玉、张婉如等一群人物，在是与不是，似与不似之间漫步，也得与方鸿渐比肩而立。杨先生把小癞子、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外国文学神坛上的一些人物带进神州大地。

　　钱先生与杨先生是一个分不开的组合体。无论探讨深渊的学术问题，还是处理平凡的日常琐事，二人总是合商共议。

　　他们从大学相识，在几十年的漫长人生道路上，不管风吹浪打，命运如何摆布，他们荣辱与共，同舟共济。

　　钱杨是同道是知音。1941年，钱先生出版《写在人生边上》一书，扉页上特注明：“赠予季康。”他的《围城》也是献给杨绛的。是杨绛不断地督促，替他挡了许多事，让他省出宝贵时间，使他在繁忙中完成这部传世奇书。40年后，杨绛回忆钱先生创作《围城》的过程时说，他们二人每天晚上在一起阅读他写成的稿子：“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心照不宣，相互理解。钱先生再版《围城》，杨先生在一位热心友人的再三怂恿下写了一篇记述他写作那部小说时的历史背景与经过。文章写好后，放了3年，才予发表。她说：“我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钱先生认为杨先生的记述“没有失真”。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是研究钱先生小说创作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文献。

　　我珍藏着杨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信是杨先生写的，而信封是钱先生的手笔。可见他们连写信时也在一起。

　　杨先生是钱先生的理发员。钱先生是杨先生的书法老师。年逾七旬的杨先生拿起毛笔练字。她请钱先生当教员，钱先生慨然接受，但提出严格要求：学生每天必须交作业，由他判分，认真改正。杨先生向我展示过她的大字本，得意地指给我钱先生判过的地方。钱先生的审批一丝不苟，或判圈儿或打杠子。杨先生嫌钱先生画的圈不圆，找到一支笔管，让他蘸印泥在笔划写得好的地方打上标记。杨先生想多争几个红圈儿。钱先生了解杨先生的心理，故意调侃她，找更多运笔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二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纯真无瑕。

　　钱杨观点相同、语言相近、志趣相投，彼此绝对信赖，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互支持与赞同。十年“文革”浩劫期间，我们都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钱先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无端的攻击与诬陷。杨先生全力卫护他，安慰他。造反派把忿怒洒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这位看起来弱不经风的女性用坚定的语气说，她是通风报信了，因为她能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而且“敢于为他的行动负责”！她的声音不高，每句话却掷地有声，震撼人心。这种崇高的表现，远非每一对夫妇能够做到。

　　钱先生卧病住院期间，杨先生帮助他解脱痛苦，给予安慰。“钟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这是杨先生在1995年5月18日信中的话。话中的深情，令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感动。多么伟大的女性！多么崇高的声音！如今，钱先生确实在她之前走了，他的先走也许使她在精神上有些慰藉。错了次序，二老如何是好？

　　钱杨二位先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但他们保持并发扬了中华民族夫妻关系的传统美德。他们是我们后人永远应当学习的榜样。

　　杨先生在许多散文中写了钱钟书、父亲、姑姑、妹妹和许多普通的人，他们都已成了众口乐道的熟人，但让人最不能忘却的是她笔下的女儿——钱瑗。

　　钱杨二老创作的最满意的“人物”是他们的独生女——钱瑗，认为她才是他们的“生平杰作”。钱杨二人在英国留学时生了钱瑗。钱瑗自幼晓通英文。回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文体学”课程，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她早于父亲一年辞世。

　　钱瑗的逝世，是父母最大的悲痛。杨先生没肯把这一噩耗告诉病中的钱老，自己在心中担负了一切悲哀。但她在后来写成的《我们仨》中记述了钱瑗在家中的地位。书中洋溢着家庭三人——钱老、杨老和钱瑗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