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七”干校回京以后，钱先生格外珍惜时间，他觉得白白浪费的光阴太多了。他有很多学术课题待深入探讨与解决。因此，他谢绝采访，电视台请他上镜头，他退避三舍，社科院决定为一批老学者们录像，他婉言回避。
有一次，听钱先生谈作家的使命。他说，作家要能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支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然后拍了拍我肩头。他看着我茫然的表情，想到我可能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便加了一句解释：“铁肩担道义。”然后概括地说三个词：
头脑。笔。骨气。
《世界文学》杂志准备刊出一篇外国人赞扬钱先生的文章。钱先生得知后，希望我们不要登载。他说：“你们若一定坚持自己的编辑计划，我意改成一条小消息就算了。”要求在《世界文学》上刊出自己的译作或评论自己作品的译者大有人在，而建议不刊登的人只有钱老。
我与钱先生接触有限，但每次都能听到一些精辟的见解。
有一次，钱先生谈到“开放”政策。他说：“开放的政策有两种。一种是殖民地式的；另一种是有主见的。所谓殖民地式的开放政策，就是外国说什么好，就跟着人家说什么好。我们要施行的开放政策要有气魄，有自己的观点。”
钱先生80寿辰时，有一些单位要为他祝寿。先生闻讯后，坚决不同意。钱先生讲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老去增年是减年。”他还提过一件事，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被他婉言辞谢。同时，他给朋友写信，说：“何苦来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这是真理，是实话，更是人生的观点。可是他的话被人给捅出去，又被人误传。其实这句话有普遍意义，真正做到需要有胆识。
钱先生临终的遗愿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退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忠贞的伴侣杨先生严格地执行了钱先生的要求。
1998年12月21日，杨先生带着几位亲友在火化炉前鞠躬3次，不声不响地送走了这位20世纪的伟大学者。
钱钟书先生走了，但他的学术成果与为人的风范永远地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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