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钱杨二老谈及钱瑗访问英国回来后，向父母介绍了国外使用电脑的情况，说英国用电脑储存莎士比亚资料与查阅资料的各种功能。钱先生立刻意识到这一新鲜事物的意义，便建议中国文学研究所成立电脑组，即后来的社科院直属下的计算机室，希望其走向世界。
如今钱瑗这位不同寻常的才女先于父母走了，深深敬爱她的师生们在北师大园内一棵雪松下留了她的一捧骨灰，成为后来学子悼念的场所。 为钱杨二老画像
杨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在《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为了处理一些稿件，有时需要请教杨先生。那时钱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经常来看望杨先生。两位学者总在一起，形影不离，令人羡慕与赞叹。
我一直想把他们画出来，不是画单独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文革”期间，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纷纷被赶到河南信阳去走“五七”道路，听任军宣队摆布，今天盖房子、修猪圈，明天开批斗会、抓“516”。这些知识分子什么都可以去干，就是不让他们真正研究学问。
政治运动第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圈在干校院内的知识分子除有限几种政治书报之外，什么也不许看。他们被强制地与书隔缘。不看书，不了解外部世界，还称得起什么知识分子？！天长日久，军宣队抓“516”没劲了，批斗会也开得有气无力了。那一阵晚饭后，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们三三两两地到干校附近的野外去散步。活动天地不大，迎面总会遇见熟人。我常常看到钱杨二老的身影。在众人当中只有他们显得无比亲密，因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已被扼杀了。他们二人的影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有一天，我在自己的床铺上，兴之所至，默画了他们的背影。夸大了钱先生的笨拙可笑的体态和杨先生亲昵的娇小身姿。二人并肩漫步，满身人情味。朋友们传看，认为画中抓住了他们的特点。不知何人把那幅漫画拿给了钱杨二位。我得知后真有些害怕，怕惹得二老不高兴，怕说我丑化了他们，更怕上纲上线说我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给自己惹来新的麻烦。我心中犯嘀咕，因为早在1950年，《文艺报》就以6个版面载文专门批判过我的漫画，说我丑化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心有余悸。后来同事栾贵明告诉我：二老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了几句。
改革开放伊始，意识形态气氛宽松了，我又给钱杨二位先生画了几幅速写像和漫画像。漫画像曾刊载在《南方周末》上，有些地方报刊还转载了。我将自己画的几位文学前辈的漫画像送给二老听取意见。杨先生告诉我：何其芳的形象画像最好。其次是俞平伯。她的画像比钱钟书的好。她还指出：画的她和钱先生都“偏向美化”，绊住了我的画笔。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自从我因漫画挨批以后，再不敢画漫画。随着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开展，我学乖了，只美化不丑化。有一次，我妈妈对我说：“你画男人时，画得年轻一点；画女人时，画得漂亮一点。”她的话甚灵，每次按她的信条作画时往往博得被画人的肯定和赞美。这话传到了钱杨二老耳中。有一天，栾贵明告诉我：“有人说：按你妈妈的话画下去，画不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他没有指明“有人”是谁，但我可以想像这话出自何人之口。这也正是为什么二老肯定我的漫画而否定我的美化的原因。我很感激二老一针见血的批评。他们的话，我铭记在心。可惜长期的禁锢使我已放不开手脚了。
学者的书房
1986年夏天一个上午，我代表《世界文学》杂志去钱先生家邀稿。我当时还怀抱着一颗私心，想趁机观赏一下这两位满腹经纶、国内外遐迩闻名的大学者的书房。
三里河。小楼的三层。钱杨两位的寓所。我准时走进了他们的家门。
钱杨二老谙通多种西语，著述中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名篇。据专家考证，仅《管锥编》一书中就引证了几千名文人的话，提到近万篇作品。我相信这样两位大学者的家里到处会是书。他们家就是书的世界：软皮线装的中文古籍，硬皮烫金的厚实洋书，大本小本，无所不有。主人即使不让我翻阅，用眼睛瞄一瞄书脊也很过瘾。
我们在客厅里谈完了工作。我怯怯地提出想参观一下他们书房的希望。二位老人笑了。钱先生当时坐在一张写字台的后边。他扭头看看背后的两个书柜，意思：这就是我的书房。杨先生可能怕我不信，还领我参观了一下他们寝室、女儿的房间，还有一间作为餐室的小房间。水泥地面没有什么装修。每个房间都有几本书，但不多。
其实，客厅就是书房。他们家中就那么些书，好像主要是字典一类的工具书，少得惊人。我感到愕然。
也许正是这种意外的情形使我突然领悟到一个真理：真正的学者不仅博览群书，更善于启动头脑的全部功能。知识不是在书柜上，书本里，而是像电脑似的储存在自己的头脑里。他们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需要，呼之即出，写作时信手拈来。钱先生和杨先生就是这种大学者，他们的女儿也有这种才能。这是常年苦心钻研的成果。
钱杨二老似乎没有藏书的习惯。不过我从他们的著作中知道，他们没有书又活不下去。杨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录了他们二人这样一段对话。
“默存(即钱先生——笔者注)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这是杨先生也是钱先生的肺腑之言。
我在他们的书房里仿佛受了一次理智上的洗礼。认识到真知不在于藏书多少，而在于书房主人的内心充实。钱杨二位和他们的女儿不用书籍装点自己的房间，没有让成堆的书籍挤掉生活的空间，更没有让现成的书籍束缚住自己的意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头脑的清醒和内心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无论是鸿篇巨著、学术研究、散文诗词，还是翻译名著，含金量极高。 从电脑到苍颉
钱先生没有电脑，自己也不使用电脑。他的女儿钱瑗在国外时接触到电脑后，把这一科学新技术告诉了父亲。钱老立刻深明电脑的作用和发展前途，便大力倡导电脑事业，并多方予以支持。每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会，他必然要抽出时间了解一下计算机室使用电脑的工作。他不肯担任任何单位的“顾问”，唯独计算机室例外。他不仅接受了“顾问”的委任，而且时时过问计算机室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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