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展电脑事业，使其有效地为中国文学研究服务，钱先生没有少费心血。他以其不寻常的思辨方法提出把我国文学史中的精品全唐诗全部输入电脑，进而解决如何查阅的问题，用何种数据格式，怎样通过一个字能调出全诗等等。钱先生在编制程序上的意见成为计算机室的指导思想。钱先生的指示具体、有远见，使电脑工作者都感到惊奇。在他的指导下，《全唐诗》等课题，获得了科研工作国家科技进步奖。成为当时使用电脑处理中国古典文献的先行队伍。钱先生的原则指导，是迄今为止解决这个领域的基本原则。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早在1946年《围城》中首次使用“电视”这个中文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在病中，为中文古文献的数字化成果，又起了一个准确而响亮的名字——“电书(Telebook)”，这也必为世人所认可。
钱先生在经济上对电脑工作者也予以支持。他几次将自己的稿费，如《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等作品的稿费，全部支持了这项事业。
由钱先生提议，1992年社科院计算机室曾在汕头举行过中文电脑研讨会。国内外有六七十人参加研讨会，成绩斐然，新闻媒介有所报道。
1993年准备再举行一次研讨会。总结前次研讨会的经验，代表们可以携带自己的作品来参加会议。对参赛的作品还准备进行评比，并向成绩突出的前10名颁发奖状等。钱先生建议设立“苍颉奖”，因为中文电脑的作用颇似苍颉造字。为了突出前3名，还建议另加奖品。筹委会考虑再三，决定前3名增奖国画一幅，请钱先生在画上题字，以示重视。钱先生同意了。
由于种种原因，研讨会没有开成。然而钱先生的题字对鼓励中国电脑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中文电脑研讨会筹委会让我来完成作为奖品的3幅画。我画了3种不同的苍颉像，我想为苍颉画像写几句话。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可是自己没有足够的把握，交给栾贵明修改。我没有想到栾贵明又把这段文字呈送钱先生审阅。如果我早知道他这样做，我会用一张好纸，规规矩矩地把题字写出来。
过了几天，栾贵明打电话找我，说有要事相商。我匆匆来到他的办公室。他面无表情地把我的文字还给我。我的心砰砰在跳。“你看吧！”他说。当我打开那张纸时，发现句句有改动。他说：“你细细看看。”当我仔细看了以后，认出那是钱先生的字迹。我一下子怔住了，接着高兴地叫了起来。他黝黑的脸上这时才露出憋了很久的喜悦。这么一般的文字，竟请钱先生浪费精力与时间去改，我深感内疚。
钱先生改后的文字是：
“苍颉造字，历史传说由来久矣。虽属神话，而其实质蕴含开拓与创造之旨。所谓苍颉其人者，观日月山川之形，察鸟兽虫豸之痕迹，触类启悟，获得表达思维之记号或方式。于是汉字萌生，混沌转为清晰，人之知力征服自然，能使‘天雨粟，鬼夜哭’，人类文明于是乎始。伟哉苍颉！”
遵照钱先生的意见，我把这段题词写成了条幅。筹委会又把这段文字印在专供会议参加者用的T恤衫上。
钱先生改动的题词是对祖先造字的评价，也是历史的记录。
钱先生在3幅苍颉画像上都题了字。对一幅画题字他感到不满意，于是在另一张小块宣纸上重写了两遍，盖了章，并嘱咐田奕装裱时用后题的字代替原画上的字。但我觉得挖补钱先生的题字，可能会招来别人的怀疑，甚至不明作品的真伪。我建议重画一幅，麻烦钱先生再题。
钱先生后来题的字，保留在我手中。我常常拿出那块不大的宣纸思考。有一天，头脑里忽然闪现一个念头，何不借用钱先生的字，补画成小品呢？于是，我把那张小纸按题字分成两块，在每一块上又画了两种很小的苍颉像。一幅是苍颉在观看龟甲图案，一幅是苍颉站在荒原中思考。在后一幅小画上我有意把他画成类似耶稣。我想，苍颉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决不亚于耶稣。我还利用钱先生试笔时留下的未写完的字作为草丛上飞舞的昆虫。
过了一阵，我觉得小画还有情趣，便把原画拍成照片，寄给杨先生，如杨先生愿意，可拿给钱先生看一看。我想这类趣事或许能给病中的老人带来些愉快。当时钱先生正在医院治疗。1995年5月18日，杨先生寄给我一封信：“收到来信并附照片，已带往医院给钟书看。他十分欣赏你的两幅小画以及‘草丛上飞舞的昆虫’。”
捧读杨先生的来信，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默默祝钱先生早日康复。
钱先生的风范
钱老著作被译成了很多国家的文字，但他从不以此炫耀自己。
记得苏联著名汉学家索罗金有次来我家，谈及钱先生及其著述。他很想见一见钱先生。我知道钱先生晚年极力回避接待外国学者，但在索罗金恳求下，我壮着胆子给钱老打了电话，没有想到他居然慨然允诺。
索罗金跟我说：他很欣赏钱钟书小说中充满幽默、讽刺和对知识分子同情的描写。他说，自1947年《围城》单行本问世以后，中国曾多次再版，说明它高度的文学成就。他认为小说在写作上既吸收了西方心理描写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技巧。作者对主人公的未来命运的关怀令人遐想。
索罗金将《围城》译成俄文出版了。
索罗金认为小说中的方鸿渐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中国某个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的重复。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如学位的获得。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在省城和上海任教，和一般知识分子交往。最后一切希望破灭。他认为主人公始终生活在“围城”里，因为他看不到能指导他冲出围城的人。
索罗金说：这部小说不仅博得了好评，与此同时也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左派批评他没有思想性。历史最后证明它不仅是中国的一部文学杰作，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名篇。
我记得有一次钱先生风趣地说：索罗金的俄译本竟比原著第一次在国内重印早5个月。钱先生精通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文字，可惜不懂俄文，否则他也许会对俄译本有所评论。
钱先生适当的身材，戴着一幅深度近视镜，整天躲在书房里作学问。我每次去看望老人，他总是一把硬木椅，摆在对面，认真谛听我讲话，从来不打断言者的思路。这让我十分不安，觉得不应该占用老先生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其实钱先生喜欢交谈，一出口，语必惊周围。他脸上总是浮着会心的微笑，他身边总有杨绛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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