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诗歌翻译方面，最让我本人看重的是《当代国际诗坛》第3辑推出的“东欧诗歌专辑”（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多年来，众多俄苏及东欧诗人不仅以其优异的艺术个性、也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精神力量吸引着中国的读者和诗人们。这一次，我们又欣喜地读到波兰诗人赫伯特、扎加耶夫斯基以及一些捷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诗人的诗及访谈和评论。
最早读到赫伯特的诗还是在20年前，一首由米沃什译成英文、再由绿原译成中文的《福廷布拉斯的挽歌》曾让我不能平静（我想，正是这样的诗伴随着我们走过了90年代初期那些难忘的年头）。福廷布拉斯本来为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一个角色，哈姆莱特决斗而死后，由他来收拾残局：
现在你安息了哈姆莱特你完成了你要做的事
你安息了剩下来也不是沉默而是归我动手
你以漂亮的一刺选择了较容易的角色
可英勇的死亡又何足道如与永恒的守望相比
与窄椅上一个人手中的冷苹果相比
与蚁冢和钟面之类景物相比
再见王子我另有任务一套改建下水道的计划
和一道对付娼妓和乞丐的法令
我还须制订一个更好的监狱制度
既然你曾公正地说过丹麦是一座监狱
我去办事了今夜诞生了
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我们将永不相见
我的后事将不配写成悲剧
这仅仅是一首献给一个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挽歌吗？当然不。赫伯特自己的全部人生和命运都在这里面！他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艰难处境下的全部写作（他自称为“为抽屉写作”），就处在这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的照耀和目睹下，那是他作为一个“欧洲诗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斯大林铁腕下的波兰诗人的命运。他无畏地迎向了这样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波兰议会要将诗人逝世十周年的2008年定为赫伯特年，以此向诗人致敬）。他的诗中，充溢着为人的尊严而抗争的铮铮傲气，不过在诗人自己看来“这并不要求很伟大的人格”。这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赫伯特之所以为赫伯特，我认为，更在于他把一种哈姆莱特式的道德与形而上的冲动与福廷布拉斯式的反讽、见证与自省结合为了一体。而这种反讽，正如在这首挽歌中所显示，和在我们这里流行的调侃是多么不一样，它不仅是一种智性的超越，它使悲剧更具有悲剧的性质了。
正因为如此，爱尔兰诗人希尼在论述曼德尔斯塔姆时所说的话用在这里也完全合适：“这些地质学上的事件已改变了我们转身回望时英语的外貌……我要说的是，我们对现代俄罗斯诗歌的命运和幅度的认识毫无疑问已经形成了一个法官席，以后的作品都要在这里为自己辩护。”（《翻译的影响》，黄灿然译）
而这种“辩护”仍在进行，这期“东欧诗歌专辑”上李以亮译的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和访谈都让我感到了这一点。扎加耶夫斯基为继赫伯特、米沃什、辛波尔斯卡之后又一杰出的、在当今世界卓有影响的波兰诗人。他本来为70年代“新浪潮”诗派的代表人物，后来离开“营房般阴沉”的波兰，移居法国，并经常在美国任教、朗诵，现在又定居于波兰的克拉科夫。我想，扎加耶夫斯基之所以受到中国诗人的特别关注，除了他诗中的优美、人性慰藉等因素外，也正在于在他那里所体现的当代诗人在道德承担与美学愉悦之间的矛盾困境及其张力。他在访谈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让我更切实地感到了这一点。当采访者问他怎样看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不应再写诗”这个说法时，他这样回答：“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根本不能写诗，而是说，在奥斯威辛之后，落笔之前需要再三思想。如果这样的理解是对的，那么他的说法就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指令。……奥斯威辛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特别是对那些在离这个前集中营几公里的地方长大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是我们自己的遗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诗歌同时也有其愉悦和游戏的成分，没有哪个奥斯威辛可以把它拿走。……阿多诺也不应该使诗的创造性麻痹，别的什么人也不能”。
这就是扎加耶夫斯基的回答。作为一个在“离前集中营几公里的地方长大”的诗人，他所致力于的，就是怎样在一个“后奥斯威辛”、后集权的时代重获一种诗的可能性，或者说，怎样将自身艰难、卑微的存在与一种诗的力量不断地结合在一起。他成功了，甚至太成功了。据说“911”事件后，很多美国人将他发在《纽约人》上的《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一诗贴在家里的冰箱上。他那带着“消散而又返回的/柔和之光”的诗给恐惧中的人们带来了如此的安慰！苏珊·桑塔格盛赞过他的诗。一位美国评论家还这样赞誉：“他将世界看作一个流亡的地方，也看到它奇异的美……他的谦逊隐含着他的伟大。我喜爱他诗里人性的感觉和优美的音符，像谈论神秘之物那样谈论新洗的亚麻布或新鲜的草莓”。 当然，质疑仍将存在。诗歌也将在这种对自身的质疑中重获批判和提问的力量。当代阿拉伯杰出诗人阿多尼斯在北京所作的中坤国际诗歌奖受奖词《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22日），就提醒我们诗歌不仅仅是安慰，诗人甚至要拒绝被这个时代所消费：“在当今，许多人都在谈论诗歌之死；然而……问题不是诗歌之死，而是在这个文化上只生产死亡的社会里，或是被死亡文化消费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作？”他这样回答：“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地、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因为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改变任何本质，这已被20世纪后半叶的阿拉伯政治实践所证实。因此，诗人应该超越政治的质疑，去作本体的质疑。”
感谢阿多尼斯的译者薛国庆，他从Transgression的基本词义（“越界”、“侵越”、“违反”、“逆犯”等）出发，创造了“撄犯”这个生僻而又准确而又让人难忘的词！
仍是扎加耶夫斯基，让我们看“东欧诗歌专辑”选发的他这样一首诗《钢琴家之死》：
其他人作战
或乞求和平，或躺在
医院或营房
的窄床上，一连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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