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注释的部分，柏桦的这一历史话语语体变得饶有意味。在关于除四害的《1958年的小说》的注释部分，出现了欢快的、失控的诗歌形式的大量注释引文，柏桦的考据癖在此进入一种高烧状态，依照顺序，注释中出现了：郭沫若1958年4月21日发表于《北京晚报》的一篇《咒麻雀》，毛泽东在1963年1月9日这天写下的一首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当代诗人雷平阳的诗作《屠麻记》的最后四行，拜伦《唐璜》第九歌中的句子，现代诗人穆旦的《苍蝇》，作者自己写于2004年夏天的《在猿王洞》，诗人布罗茨基的《苍蝇》，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美国仍活着的大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Snyder）”的一首诗《给中国同志》（To the Chinese Comrades）。最后的引文尤其让人忍俊不禁：“毛主席，你应该戒烟。/不要理那些哲学家们/建水坝，种树就好，/别用手拍死苍蝇。”
我以为，注释是柏桦这个文本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最有意思之中最出彩的，则首推关于苍蝇和粪便的引文注释），须臾不可或缺 。但是，就我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尚未最终完稿（实际上这是一本永远无法完稿的书，就如同杜甫的诗后面总是携带着各种汗牛充栋的注释版本一样）的书稿而言，柏桦也放过了大量添加注释的途径，如《一封信的漫长旅程》一诗，就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如果把卡夫卡小说中主人K的情境与诗中叙述的情景加以比照、叠加，就必然会给读者带来别样的阅读感受。又比如《说小人书》一诗中惊鸿一现的“她”，亦可作一注释——当然，柏桦也可能是考虑到把更多的注释部分留给读者来完成，以便给文本留出更为开放的“误读”空间。
在本文就要结束时，我心里突然有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们是否确定我们自己已置身于一个话语狂欢的时代？是否正处在一个早已被历史虚构了的当下现场？或许换句话说，柏桦的《史记：1950——1976》究竟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话语场境，难道他对一个特殊年代的诸多细节的诗意发现与把玩仅仅是出于某种个人的动机？—一或许，正如后现代哲学家波普尔所说，我们今天不复再拥有世界1和世界2，我们与之纠缠、回环、往复的惟有世界3而已。所谓的历史，也只不过是“当下的历史”，不过是构成世界3的一个历史的幻觉，一场话语的狂欢游戏。
2010、4、1—4，丹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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