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艺术作品如果不经由人的认知获得一定的知识，任何艺术作品如果不经由人们的思考活动获取一定的思想，这样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是巨大的，或者说这样的作品总有距离横亘在人的面前。当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影视作品把电影小说甩掉了，影视作品一是直观，满足了劳累的人们不爱思考的习惯，二是目前的社会生活流于现象化，社会事件不为人们提供可供参考的意义，而只留给人们事件的规定性定义（或某种制度给定的意义），如果小说还在叙事上堆叠事件——即使事件丰富多彩，情节曲折跌宕，也无法完成作为艺术的小说的审美功能，这就致使新小说的主张也稍显不合世宜。
罗伯·格里耶说，正是形象使它们突然而且是无意地恢复了它们的真实性。形象与艺术、艺术与真实性之间有不可忽视的宿命，那么，罗伯·格里耶所强调的当然也是叙事作品特别是小说必不可少也必须要遵照执行的法则，可是《玫瑰的翅膀》的整个叙事过程让我们发现——真实性不在形象上。《玫瑰的翅膀》的事件世界、情感世界给读者的只是那三个人物的生活，从事件到情感，从发展到结局，对于三个小说人物来说都是真实的，而对于我们（阅读者是更广范围的人的代表）并没有真实性，至此，小说的叙事目的不是在于小说人物的真实性，也不在于与人物有关的事件的真实性，其目的在于恢复我们大家的真实性，以及此真实性对于我们的启迪性价值，而这一真实性及其意义只能在含义世界里才会有效。如此，《玫瑰的翅膀》不得不终结新小说的表现死亡法（我认为新小说也就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特别是《去年在马里安巴》在终结意义上采取表现死亡法），通过叙事死亡法恢复表现死亡法让其退出小说的含义世界。
在某个文学史的街道上，罗伯·格里耶的表现死亡法对小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阶段性作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享有网络，还没有高速列车，距离还是客观存在的距离，情感还是大自然是人的状态下的情感，事实还具有真实性，人们通过事实就能找到真实，在这种状态下，罗伯·格里耶通过清除文学语言中那些隐藏或公开地给没有生命的事物的世界赋予人类涵义的修辞用语，从而表现出一种科学的客观世界或中性世界。用描述事实和衡量事实的语言，来代替那种欺骗性的具有人类色彩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是终结谬论的唯一正确的表现死亡法。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到了牧南这里，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些领域出现大量科技奇迹后，特别是社会跃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数化社会主义后，目前的事实其实已不具事实性，更不具备真实性，人们无法从小说的叙述事实中发现真实性。特别是生活中人们无法区分存在与存在目的，将利益和存在意义混为一团后，本能与享受将人从大自然这一状态中剥离出来，人从世界这一状态迅速滑向数化这一状态，人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被利益这个核心占领。在这种情形下，小说对事实的认可，将使一个令人类致命的论断“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发挥更悠久的蛊惑作用，将使被遗忘的存在永久得不到复苏，那么，真正的艺术作品就是探究被遗忘的存在——这一使命将会更彻底地远离小说。
罗伯·格里耶的表现死亡法在于终结意义——终结真实的事实以外的无真实性的意义，牧南的叙事死亡法在于终结无真实性的事件（小说中的故事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事件），而恢复并伸张事实的真实意义。我们稍作回顾，表现死亡法与叙事死亡法其实一直在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处于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表现死亡法与叙事死亡法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任何一部作品，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这两种方式就一直作为某种特殊的结合以智慧的性质让小说持久地作用于人类文明，人性的文明以及之后的人性的可能性从这些作品中——也许是从这两种死亡法中——得到了健康的养份，道德这个人类社会的核心行为准则，一直没有退出人类的视线和行为底线，虽然现在它被遗忘了，或者它被人收藏到最隐秘的内心、最无法唤醒的记忆冬季，但在表达上它仍然是一个中心词汇——比如牧南的小说将某种含义推向悲剧的边缘时，所有的文字都指向道德受损这一最悲剧化的层面。
法国新小说之外、或者说新小说前后的欧美文学作品，也没有完全屈从于事实绝对真实这一理论，这不是后来的、让人们觉得省劲的影视作品驳回了这一诉求，而是社会发展趋势让更具远见的文学家对事实产生了预见性的不信任感，就像法规不信任社会一样。那么，叙事死亡法到了《玫瑰的翅膀》这里就成了技术上的必然和意义上的必然。
《玫瑰的翅膀》中的叙事死亡法暴露的不仅仅是作者的创作观念——假设一种创作方法仅仅源于一种文艺观念，那就太肤浅了，它与世界观、价值观有关，它所展示的还有对“大自然是人的状态”和“世界是人的状态”以及“数化生活是人的状态”这之间的辨析、认同、吸纳与拒斥，这一辨析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信任事实真正具有真实性。比如《玫瑰的翅膀》中的三个人物（这里应该把她们中性化），无论她们的文化层次、社会经验有多么的不同，她们面对生活是没有障碍的，但是三个人物面对价值取向时，价值就成了三个人物的共同障碍，而正是生活让价值在她们面前陌生化了，进而无法把握生活的方向。三个女性的悲剧来自于生活吗，不是，三个女性的悲剧来自生活给定的意义，当她们的行为践踏了自身十分珍视的自己时，她们还无法检视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数化状态下，生活并不是真实的，人的行为也不真实——起码它对人物珍视的东西包括道德也起不了保障作用——这一点让人觉得：作者叙述的事实几乎是无意义的，甚至到了荒诞的程度——这促使小说人物宁可相信荒诞，也不相信看到的事实，因此她们荒诞起来并践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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