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艺术家说，在日趋平庸的想象力面前，在想象力被其它东西替代的年代，卡夫卡唤醒了人们的潜在力量，并且，他完成了超现实主义极力提倡但没有完成的理想与现实的交融，其意义在于小说可以摆脱看似无法摆脱的真实性的枷锁。卡夫卡文字中流淌的梦魇以及文字上爬行的甲壳虫载着那个公务员活跃起来，并暂时的获得一些安全感时，社会的嘴脸伴随着真实性由此跌入窘境，欧洲语境使这种类童话似的表现，某种魔鬼般的意义由此弥漫开来，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式的语境实质上拒绝引用与摹仿，那以，卡夫卡的伟大在一种语境中可以成其为伟大，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将成为底线，成为叙事的特殊的警戒。
何况《玫瑰的翅膀》在探究人的存在时，其实已经没有哪一种政治站在人的对立面，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明目张胆地阻绝在人的面前。矛盾在消失吗，矛盾在转换面目吗？也许。反正目前的小说是在与无影的或者是无朋（硕大无朋而不可视及）的阴影较量，如此境况下，一切问题似乎就是人的问题的问题，或者一切问题都因为人就是人的病。《玫瑰的翅膀》中三个人物，在上述意义上，她们互为疾源而最终可以看出她们的综合性来——人只剩下与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了。因此梦与现实的交融在含义世界已经失去了可分解的可能。何况整部《玫瑰的翅膀》的核心是在探究她们如此之轻何以支撑社会价值。
《玫瑰的翅膀》中的人物呈现零质量，这一点在母亲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对母亲这个人物的叙事上，叙事因迫于现实而无可奈何。我们要问，作者的主观意识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当作者以含义世界作为小说中的最重要部分时，叙事死亡法进入小说看来也是不得已的。米兰·昆德拉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深切认识，小说人物呈现零质量，叙事有关他们的生活，只能真实地呈现她们的状态——在存在意义及其价值上人物承担着轻这个负担、在社会环境中他们承受着比失业、颠沛流离、家庭环境性结构不完整等等重得多的重负——生命的重与轻只有他们才能体验到。
小说较特别的叙事方针——这个方针由叙事死亡法把握——让人物避免进入一种混淆的梦境，如果叙事中出现表现死亡法，那他们的生活就只剩下图影（在没有解析的情况下梦只有图影、没有逻辑），而正是将事件世界、情感世界与含义世界能综合在一起的叙事方法，才让小说人物成其为人物而不是虚无与幻象。看来，牧南的小说，无论在叙述中采了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叙述性的还是思考性的手段，他的叙事基本上以梦为警戒。如此，小说起始于事件世界，衍生于情感世界，归结于含义世界，都不会脱离探究被遗忘的存在这个艺术创作最应该牢记的观念。
小说必须对“数化社会成为人的状态”做知识性解答
海德格尔的“被遗忘的存在”这个概念是否能够被小说家全部理解，并为之做出不懈的探究呢？一些称得上伟大的小说家，卡夫卡、马尔克斯、加缪、米兰·昆德拉等等——无论他们是否生活在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时代——他们在这一工作上取得了成就。可是，当今的创作者不一定全都在做这类工作，因为小说家们受阻于一个概念，要比受阻于对眼前生活的理解更容易，那么我们就得更须细化那个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让它能进入小说。从大自然是人的状态、世界是人的状态到数化社会成为人的状态，这是社会提供的事实与历史提供的证据，小说家必须在之中选其一，并以正确的观念精确的把握自己的选择。这里强调要有正确的观念来做一个选择，在于一种文学与一种生活存在距离。或许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文艺思潮及其概念能对应以上的人的三大状态，但三大状态却有可能排斥一些表达手法以及文学的精神形式。
我们还记得笛卡尔的“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这个著名的论断让人类信心百倍，这一信心一直持续到目前。可是，科技领域出现一些奇迹后，主人突然发现人并不拥有任何东西——地球上没有大自然了。科技、经济、政治、价值观、国家制度（奇怪的是各国的法律是不一样的）让人拥有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在笛卡儿的著名论断开始影响人之前，大自然是人的状态，而后，警觉而深邃的海德格尔发现人的状态发生了变异，当政治在社会体制的建设中发挥不容置疑的作用时，政治机制操作价值取向，而人的可能性被囚入城堡，海德格尔说，世界是人的状态，之后，社会突破上一个总结，同时突破上一个定义，数化社会成为人的状态，同时也成为人的命运。
从“大自然是人的状态”到“世界是人的状态”再到“数化社会是人的状态”，三者之中者和后者的衍进与变化，带有伪文明的明显特征，特别是数化社会成为人的状态，这一突发事件性的、带有灾难性的强力变更，让一切合法的规律和成熟的知识感到莫名其妙，并无所适从。牧南的小说没有具体的思辨，也没有在小说中演义这些变化，但是他的小说承载变化之后的结局，在这个基点上，他要理清衍进过程中被遗忘的存在究竟有多少。
一部小说要理清被遗忘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当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像《玫瑰的翅膀》这样一部小说，但是它的雄心得到了展示，其效果——特别是在启示性作用方面——也不可低估。之所以强调效果，是要看小说所探究的核心是不是能让人发现人的存在出现了问题，或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人的存在出现方向问题——人的一切可能性似乎就会失去根据，虽然这个问题十分笼统与抽象，但是针对于生命又是十分具体十分清晰的，神秘的政治力量以及善良的法律，进入牧南的小说或者说进入任何一部小说，我们都会发现它们不善良的一面，不过，《玫瑰的翅膀》中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他们的身份甚至比卡夫卡笔下人物的身份还要无关紧要，从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三个人物与政治与法律与社会利益有什么关联，但是，社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数化社会状态后，他们的命运就不同于《城堡》中的那个公务员了，甚至连其性别意义也不同于《茶花女》中主人物的性别价值了。《玫瑰的翅膀》十分刻薄地残酷地给了三个人物一个单一性别——女性，与社会的直接性和间接性使社会命题式价值观在生活中摇摆的幅度加大，而他们以什么价值观来承接这个数化社会状态呢，以什么样的文化力量来支撑社会价值呢——《玫瑰的翅膀》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用悲剧的款式给她们穿上一件好看的花衣，最后她们只得以赤裸裸的痛苦来支撑一种叫道德的东西，支撑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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