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与策兰的相遇、翻译及其他(2)

　　2001年夏，出版策划人楚尘到北京找到我，他知道我翻译策兰，主动提出要出版，我同意了（我本来还想对这些译文再“磨一磨”并尽量多译一些）。在联系好版权事宜后，我和芮虎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文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7月正式出版，收有100余首诗和策兰最主要的散文、获奖演说辞、书信以及作品中德文对照索引、译序及译后记等。
　　
　　这是策兰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集。从各方面看，它出版后受到了关注和欢迎，5000册很快全部售完。对此我也感到惊讶，怎么会呢？策兰可是一位极其艰涩的只为“无限的少数人”写作的诗人呀。但后来我了解到更多，我看到许多读者在网上谈论策兰，许多很优秀的诗人也告诉我他们把这本策兰诗文选读了无数遍。还有一个年轻诗人寄来一本诗集，我一看，完全是对策兰的模仿。虽然这种模仿显得幼稚，但我也明白了一点：继里尔克之后，策兰对中国诗人的写作也开始产生影响了。
　　
　　只是我知道这部译作并不理想。它的出版，反而更加使我体会到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了。《保罗·策兰诗文选》出版后，应《书城》杂志之约，我写了一篇《绝望下的希望》，主要谈策兰的后期诗及其命运。纵然策兰已成为里尔克后最知名的德语诗人，但这样的诗人其实只能得到“部分理解”，更多的时候是误解，甚或无人理解。按策兰自己的说法，它不过是一种“瓶中信”罢了。在这种意义上，策兰已成为诗歌的命运在现时代的某种象征了。
　　
　　再次回到策兰
　　
　　2007年下半年，我在美国纽约州一大学做驻校诗人。12月上旬，在那里我得知了我的朋友、同事、美学家余虹教授在北京跳楼自杀的消息。正是在这种悲痛中，在那一场场大雪中，我重又回到策兰这里来。
　　
　　也恰好在这前后，我陆续收到了从网上订的策兰《雪部》（Schneepart）的英译本、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斯蒂纳所著的策兰评传和他编译的《策兰诗文选》等等。尤其是《雪部》中的大部分诗，我是第一次读到（该诗集由诗人自己生前编定，死后出版）。我想，我可以靠它来度过这个艰难的冬天了。
　　
　　2008年回国后，我也一直没有放下这种阅读和翻译。我又请朋友为我买来了迦达默尔、德里达、策兰生前的朋友和批评家Peter Szondi关于策兰的研究专著和讲演录，等等。在这个燥动不安的年头，我需要抱着一个石头沉下来。而策兰的诗就是这个石头。
　　
　　正是这种深入的阅读，使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标准：那就是把翻译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费尔斯蒂纳的《保罗·策兰：诗人，幸存者，犹太人》对我全面了解策兰有不少帮助，迦达默尔关于策兰后期诗作的那种深邃的眼光和精确、独到的解读本身对我也触动很深。他所解读的21首诗，大部分我已译过，正是借助于他的解读，我对这些译文又进行了修正甚至重译。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愈来愈意识到在翻译时参照德文原诗并进入其语境的重要性。例如策兰的重要长诗“Engfuehrung”，汉伯格根据其字面意义英译为“The Straitening”，它的含义是使紧缩、使狭窄、受限制（我因此译为《紧缩》），但在德文中，Engfuehrung还用作音乐术语，指赋格音乐中的“密接和应”，指在一个主题结束前加速进入新的主题，而汉伯格的英译就无法传达这一点。另外，该诗的开头，汉伯格译为“Driven into the/terrain”，直译即为“驱入此地带”，但原诗“Verbracht ins/Gelande”中的“Verbracht”在德文语境中却不是一般的驱使，而是转送或押送，它指向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策兰运用这个词，显然是有意识地把他这首长诗置于“奥斯维辛”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下。很遗憾，几乎任何译文都很难直接传达出这种丰富的含义。因此，只有一个弥补的办法，那就是给我们的汉译本加注。
　　
　　这一切，也加重了我的责任感。近年来，除了修订以前已译出的诗外，我又新译了近160首策兰的诗。今年2月，我又去德国了一个月，和芮虎一起依据原文和研究资料对之进行校正并加注。我们还访问了德国现代文学档案馆，着重看了里尔克、策兰、巴赫曼等人的手稿、遗物和照片等等。此外，在德国新出版的巴赫曼与策兰的通信集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记得多年前，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的“三诗人书简”曾经让许多中国读者和诗人为之激动，在我看来，巴赫曼与策兰的这些通信则它更深刻地突入到个人的存在和命运之中。它不仅带有一种悲剧性质，它也是在整个诗歌史上都很罕见的“存在——为了相互存在”（策兰致巴赫曼）的光辉印证！
　　
　　正是这个通信集把我们重又带回到那“心的岁月”里，带回到那对命运之谜、对灵魂和诗歌之谜的探寻里。在这之前，我曾译有策兰《科隆，王宫街》，读通信集才知道，这同样是和巴赫曼有关的一首诗。为此，我和芮虎还专门去科隆寻访了那条邻近大教堂和莱茵河畔的老街。我曾看过1945年科隆大轰炸后的照片，城市已成废墟，唯有那大教堂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而现在，因为翻译策兰，我也知道了生活在科隆的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不仅在纳粹时期，在中世纪发生的一场大瘟疫中，他们就曾作为祸因惨遭集体屠杀，以至于科隆圣玛丽亚教堂至今仍存有“瘟疫十字架”——它已被策兰写入了另一首诗中：
　　
　　在踩踏的
　　标志前，在
　　词薄膜油帐蓬里，在
　　时间的出口，
　　呻吟声在光中
　　消隐
　　——你，国王的空气，钉在
　　瘟疫十字架上，现在
　　你绽开——
　　气孔眼睛，
　　蜕去疼痛的鳞，在
　　马背上。
　　
　　我尤其喜爱这首诗。它是策兰对苦难历史的痛苦转化，有一种奇异的带着疼痛的再生感。而这首诗，似乎也正可以用来作为这么多年来我们翻译策兰的一种写照。是的，我们经历了太多太深的“词的黑暗”，也经历了无数的障碍、挫折和翻译的磨难，但现在，是到了“绽开——/气孔眼睛，/蜕去疼痛的鳞”，迎来一次新生的时候了。
　　
　　几点体会或想法
　　
　　这么多年来不断的阅读和翻译，策兰的诗已成为“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科隆，王宫街》）。说到其间的体会，最深的有几点：
　　
　　（一）对苦难、死亡，对孤独、痛苦，对一个诗人的命运一定要有至深的洞悉和体验，我们才能进入策兰诗的悲剧性内核，并达到与诗人心灵的“契合”。
　　
　　在给早年的家乡的朋友的通信中，策兰曾这样写到“我从未写过一句和我的存在无关的东西——你看，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以我自己的方式”。的确，策兰的诗，即使那些看上去晦涩玄奥的诗，也都有着它们自己的“词根”。它们也是他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穿过全部苦难历史的语言见证。的确，那成千上万惨死在集中营或逃亡路上的亡灵，构成了策兰诗背后的悲剧合唱队，正因为如此，策兰的诗获得了远远超乎它本身的力量。不仅如此，因为“奥斯维辛”所具有的普遍象征意义，策兰的那些“死亡赋格”、那些“密接和应”，也会照亮我们自己所盲目忍受的生活……
　　
　　但是我们还要知道，策兰不只是历史浩劫的见证人，也不只是犹太民族苦难的代言人，在后来，他还把这一切化为了更深刻内在的经历。他不像另一位犹太裔女诗人萨克斯那样，一再写集中营焚尸炉那滚滚的浓烟（我想，这种明确的历史主题和公共性是她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明显因素），他在后来甚至拒绝将《死亡赋格》收入各类诗选中。策兰是有勇气的，他知道一个诗人的“天职”所在。他不想成为历史的廉价的牺牲品。他没有以对苦难的渲染来吸引人们的同情，也没有把犹太人的受难作为道德优势，而是以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深入挖掘，以对语言内核的抵达，开始了更艰巨、也更不易被人理解的艺术历程。
　　
　　我相信，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对艺术家命运的承担。策兰多次引用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他接受了这种命运。他完全、绝对地忠实于自己的痛苦。他对痛苦和创伤的挖掘，他对死亡、黑暗和沉默的进入，还有贯穿在他作品中的那种终极性追问，把他引入了人类精神存在最本质、最深奥的层次。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荷尔德林高度认同。他认同荷尔德林，更在于其黑暗的不可追问的疯癫晚期。他那首《图宾根，一月》就不用说了，他的《疯碗》一诗，也让我想到了这两位诗人之间的神秘渊源。
　　
　　而这一切已不可言说。多年前，我在诗片断《词语》中曾这样写到：“你只有更深地进入到文字的黑暗中，才有可能得到它的庇护：在把你本身吞食掉之后。”“甚至诗歌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在黑暗中发光的声音的种子。”
　　
　　策兰的诗，最终让我感到的，正是这一点。
　　
　　（二）要理解策兰，还必须具有相应的文化视野和宗教信仰、历史、诗歌史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其语境，并充分听到从其诗中传来的反响。
　　
　　策兰由于其独特的“出身”和经历，成为二十世纪最复杂、深奥的诗人。他曾有一句诗“我从两个杯子喝酒”，这“两个杯子”有时是指德语与犹太民族文化，有时是指过去与现在，有时是指不同的女性，等等。策兰自幼以来接受的语言文化非常混杂，他出身于原属奥匈帝国的文化名城泽诺维奇，在学校里学罗马尼亚文，在家只说标准德语。在热爱德国文学的母亲的影响下，他六岁时即会背诵席勒的诗。他们全家视德语为母语，视犹太民族的古老语言希伯莱语为神圣语（holy tongue）。在后来成为一个诗人的过程中，他则受到法德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诗歌、俄苏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德语诗人、作家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卡夫卡、马丁·布伯、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
　　
　　在他走向成熟后，策兰以高度的个人独创性排除了曾受到的影响，不过，从他的诗中，反而传来了更多的历史和其他文本的回响——他把这一切变成了一种更加自觉的相互对话、相互辨认和相互应和的关系。如《线太阳群》中的“一棵树——/高的思想”，显然是对里尔克的“俄耳甫斯在歌唱!一棵高树在耳中”的反响；《记忆》中的“心灵被无花果喂养”，则出自荷尔德林的“然而，在庭院里有一棵无花果树生长”，等等。在策兰的写作中，他就这样有意识地构建一种属于他个人的谱系学。
　　
　　对此，有人曾称策兰为“博学诗人”，但与其这样说，不如说他同任何一位富有历史感的诗人一样，是一位“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说话”的诗人。
　　
　　对此，我们来看策兰中后期诗中常出现的“晚词”（spaetwort）、“晚嘴”（spaetmund）等词或意象，在策兰晚期的《闰世纪》一诗中还有这样的诗句：“阅读之站台，在晚词里。”
　　
　　显然，这不是策兰随意杜撰的词，这是策兰中后期创作中的一个核心般的东西。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对一个现代诗人的历史处境的深刻认知。据费尔斯蒂纳在策兰评传中提示，策兰的“晚嘴”乃出自于荷尔德林《面包与酒》一诗，对于荷尔德林，“来得太晚”意味着生活在神性隐匿的“贫乏时代”；对于策兰，奥斯维辛后的写作更是一种幸存的“晚嘴”的言说。
　　
　　的确，这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晚出现的词，这是在经历了大屠杀、流亡和无尽的苦难后才出现的词，是带着全部的痛苦经历和追问、在那“回答的沉默”（《收葡萄者》）里才显现的词，这也是在穿透了文学和诗歌本身的全部历史后才出现的词。这样的词，如同死亡、灰烬、沉默之现身，但也如同希望的乍现。策兰的晚期，正是这样一个“晚词的诗人”。这最初出自他对荷尔德林的反响，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为他自己奠定了一个更艰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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