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
我们说今日文坛的“正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主要是指其面向现代化的精英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精英性可能表现为文化精英性、政治精英性或文学精英性。虽然，现实主义一直是“法定”的主导原则，但这些年来实际居于文坛主位的并不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是作为“先锋文学”后裔的“纯文学”，“文学性”代替“严肃性”成为镇山法宝。被网络文学视为挑战对象的“传统文学”也主要指“纯文学”，而不是指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28。
这悄悄的位移发端于1985年“先锋文学”运动发起的“形式变革”。那场以“回到文学自身”为口号的文学运动其实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挑战指向，倡导者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样式为基本参照，试图从纯粹形式的角度，挑战现实主义的定于一尊，从而把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工具乃至政治宣传的工具的地位上解放出来，确立文学的自足价值。这场文学运动并不是“反启蒙”的，而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然而这场旁敲侧击式的“革命”并没有如一些倡导者预期的那样，从形式变革进入到意识形态抗争，反而以“非政治”的姿态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落入了80年代真正居于主流的“新启蒙意识形态”。正如贺桂梅在《新启蒙知识档案》一书中指出的，“回归文学自身”的“纯文学”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从80年代的“非政治化的政治”，到90年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其背后的理论支撑也从80年代强调审美世界不但自身自律自足并且可以作为“现实世界样板”的“诗化哲学”，转为90年代适合自由市场主体意识的专业主义29。在此过程中，“纯文学”也失去了其反抗政治体制的张力关系，卸去了先锋的爪牙，十分无害地寄身于作协体制之内。
如果从文学史的进程来看，“先锋文学”运动的发起有其历史必然，它所进行的“叙述革命”和“语言革命”的探索也对汉语写作的发展有突破性推进。然而，由此衍生的“纯文学”意识形态则对这些年来“主流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今日从文坛多重变局的视角观察尤为明显。
首先，导致文坛格局内部失衡，自伤其根。
“先锋运动”本是一场由“新潮编辑”、“新潮评论家”发起、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打头的激进形式实验，如果不是“纯文学”意识形态的催化，再怎么炫目，也不会在二三年内发展成席卷整个文坛的主潮。而当时的文坛却是“整体向西”，在求异求变的大势所趋下，敢于坚持走现实主义老路的作家，即使像路遥这样的大作家，即使他拿出《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后来被时间证明的经典之作（基本也可以说是唯一对网络文学产生深入影响的“新时期文学”经典30），在当时也备受冷落压抑。而构成“新时期”中国作家主体队伍的正是像路遥这样出身乡土、自学成才、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乃至情感结构上都相当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纯文学”大潮的席卷，他们要么赶鸭子上架，要么甘于边缘寂寞。正值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当口，这一刀又从内部伤了文学的根。现实主义写作从此一蹶不振，不但削弱了“主流文学”的整体实力，也加速了文学期刊与读者亲密关系的解体，“专业—业余”作家培养体制的解体。
其次，未建立起 “小众文学”平台，“新文青”自立门户。
虽然在“纯文学”理念的召唤下，“主流文学”主动抛下大众而奔向小众，但却始终未能凝聚培养起一个以高雅文学为旨趣的小众群体，更没有在市场化转型中，凭借“大社”“名刊”的权威声望和各种资源积累建立起一个小众市场，从而在网络时代完成“华丽转身”。这一点可以从“80后”“90后”中的新一代“文青”自立门户得到反证——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笛安等“80后”作家在被主流文坛的接纳不久后，都纷纷在畅销书机制的运作下创办文学杂志31，且大都以“纯文学”为旗帜；2005年创办的豆瓣网几年内汇集数千万用户，被称为“全国文青基地”，2011年底推出的“豆瓣阅读”更开始直接建立中短篇小说的下载收费平台，被称为“网络时代的‘纯文学’移民”32。这场绕过文学期刊的网络内“移民”有可能从内部撬开“主流文坛”，吸纳“纯文学”队伍中的有生力量，打破目前网络文学“类型化”一统天下的格局，实现网络文学内部的分化分层。这一切都说明当代青年中不是没有“文学青年”，而是这些“文学青年”不再凝聚在主流文学期刊周围，不再与前辈作家（包括“纯文学”作家）有师承关系。这固然有体制方面的多重原因，也与“纯文学”理念的片面性有关。如果当年的“先锋运动”不刻意割裂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那些生吞活剥来的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技巧，尽管当时是超前的，但随着中国急速的现代化进程，早晚要落地生根，与本土经验打通。西方现代派文学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产生的反思启蒙文化的文学，与“后启蒙”文化孕育的流行文艺互为雅俗，更具有反抗性和挑战性，最能吸引“独孤一代”的“新文青”。试想，如果这些“新文青”能在以“西方文学现代派、后现代派传人”自命的“纯文学”作家那里找到某种共鸣，怎会不如见父兄，心悦诚服？但事实上是，那些文学理念当时是舶来的，此后依然是“不及物”的。那些“凌空蹈虚”的“纸上空翻”恐怕也只有在“纯文学”神话的麻醉下，在作协体制的支持下，才能孤芳自赏多年。当“新文青”另起炉灶，“先锋文学”这些年在语言革命、叙述革命中积累的文学经验也无以传承。其实，“纯文学”被网络文学一方称为“传统文学”还算是客气的，因为只有被继承的传统才可称为传统，否则只能叫“博物馆艺术”。
第三，“背对读者”，自弃“文化领导权”。
“纯文学”的口号是“背对读者写作”，从“文学场”的理论解读，“以输为赢”正是“小众文学”的生存逻辑甚至生存策略33。然而，“小众文学”的蜜糖，对于“主流文学”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砒霜。如果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笼罩力量，我们很难想象，一直承担弘扬“主旋律”任务的“主流文学”，为什么会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如此漠视读者“看不懂”的呼声，任由读者在失望中离开，并傲慢地要求读者“提高欣赏水平”。
正是这傲慢导致了违背常识的偏见。精英引导型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相信读者是应该被引导的，可以被引导的，也必须被引导的。但关键是如何引导。通常，一种精英价值观要深入人心需要两道“转译”，一道是由理念转译成文艺，一道是由“精英文艺”转译成“大众文艺”34。即使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文艺主政者还需要想方设法将革命理念灌注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去。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也讲求“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消费社会更需要“道成肉身”，消费者没有义务去“主动提高欣赏水平”，相反，他们有权利要求按照他们既有的口味和水准被满足、被吸引、被提高，被“寓教于乐”。要求大众读者像中文系学生那样精研细读“有挑战性的文本”，这样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合理。“纯文学”的傲慢是一种末世贵族式的傲慢，在消费大潮汹汹来临之际“躲进小楼”，在“去政治化”语境之下“回到自身”，实际上是自弃“文化领导权”。因为，一种不能引导“大众”的“小众”仅仅是“少数”，不再具有精英导向。
结语：如何重建“文学金字塔”？
以上对于网络文学资源脉络的清理，对于“新文学”传统失落原因的探讨，对于当代文学内在危机的反思，应该说，都只是为“主流文学”的建构勘察地基。在全球文化战争背景下的网络时代，真正具有“文化领导权”、代表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主流文学”到底是什么样貌，或许我们现在谁都无法描述，但至少，它必须是有高度整合力和创造力的，并且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提出建构“文学金字塔”的设想。这个作为“主流文学”的“文学金字塔”应该是以重新调整定位的精英标准为导向的，整合进所有“传统的”“网络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等各种文学资源中有生命力的力量，也为各种“小众文学”和“先锋文学”提供空间。它必须是分层、互动、开放的。所谓分层，就是要承认居于“塔尖”的“精英文学”与居于“塔座”的“大众文学”各有其读者定位和文学定律，不能以统一的标准一概论之；所谓互动，就是虽然大家各司其职，但仍有一套互通互认的价值系统，“塔尖”为“底座”提供精神参照和艺术更新，“底座”为“塔尖”聚“人气”，接“地气”。只有形成良性互动，文学才有持续性发展动力。所谓开放，是指对相关艺术门类的开放，与影视、ACG等媒介艺术共通。再说句悲观的话，在笔者看来，未来担纲“主流文艺”主导门类的，恐怕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影视动漫，而是电子游戏。文学除了作为“脚本基地”以外，要保持自身的艺术地位，必须向精英方向发展，同时与“最先进媒介”的艺术保持互通，从而与大众保持互通。
至于这个“文学金字塔”是以何方为“基座”建构起来的，是拥有“大众”和经济资本的网络文学一方，还是拥有“精英”和政治资本的“主流文坛”一方，这就要看双方博弈的结果了。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在积极动作35，这个博弈的过程会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主流文学”是一个“斗争和谈判的场所”。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精英力量的占位问题。今天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者大都是读启蒙经典长大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等精英理论的洗礼，对于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学，在外批评易，入场介入难。然而，不入场就没有话语权。未来的“主流文学”不管以哪一方为“基座”，都必然要以拥有大众的网络文学为“底座”，不理解网络文学就无法真正参与“主流文学”的建构。目前在这个场域内，政治、经济、大众的力量都很强大，最缺乏的就是文学精英力量。一方的弃权只能让其他力量增大“控制场内特殊利润”的机会。也就是说，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理解网络文学，积极参与“主流文学”的建构，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任务。如果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责任担当，是对“感时忧国”的五四传统的精神继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9BZW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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