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继平像
用任何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来阐释《中国娃娃》都是牵强的。尽管这部作品具备了后现代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即使像后现代这样宽泛的东西，也很难将它那种强烈的本土民俗化倾向和三教九流、无孔不入的庞杂内容包揽在内。《中国娃娃》总体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人文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整体性，因此，假如仅仅刊发这部作品的部分章节，实在是对其进行割裂，并可能导致人们的误读。
《中国娃娃》的诞生虽不是偶然的，而它诞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相当独特。它诞生在中国文化经历了那场重大的风波和中国社会向市场倾斜的转型期。紧贴着这种大背景，它非常准确而清晰地描述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人文景观，以及我们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经历的从一次飞跃到另一次飞跃的认识质变历程。《中国娃娃》既不可能诞生于一马平川、无险可据的北方大平原，也不可能诞生于温暖湿润、草长莺飞的水乡泽国。它只能诞生在山高水深、炎热多雾、盛产妖怪的巴山蜀水，只能诞生在满怀忧郁的冬水田。这些作品肇始于佛图关下，嘉陵江边的李子坝，主要完成于张家花园旧居和枣子岚垭，据说这几处风水都很好，均得背山面水之“大气”。读这些作品无异于沿坡度极大的狭窄石板路拾级而上，而这恰恰是其发生的民俗土壤所在。此外，《中国娃娃》出现的方式决不是单兵作战，也不是散兵游勇式的混战，而是大规模的集团军群作战，或者是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机编队，铺天盖地而来，对目标实施地毯式狂轰滥炸，进行强有力的空中打击。
《中国娃娃》的杀伤力极强，这种杀伤力来源于其对中国人文传统及中国人心态的真实写照和反讽。其内涵深植，外延铺展：“风度翩翩/成了左邻右舍的负担”、“要将水池中的杂质/一网打尽”、“温和的容颜下/阴谋渐渐展开”、“以一种方式怎能对付三教九流”、“乖巧的动物占尽风流”、“齿轮和螺丝钉/成了风范/成了楷模/在胸前打个结也是异端邪说”、“做了好事记在日记上/日记放在显眼的地方/不张扬”等等，无疑是一枚枚长了眼睛的巡航导弹，绕过坚固的工事，专打要害处，对所谓正统的道德规范进行毁灭性破坏。
《中国娃娃》的语言特色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作品没有说教式的玄谈，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中草药味。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出那些与我们休戚相关、时时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和情结。作者的确企图给一个危重病人把脉，开中药处方。他所开出的语言处方中就那么几味土生土长的常见中草药：民俗语言，其中重庆本土产居多，如“亮骚”、“牛滚凼”；还有毛泽东语录，如“敢不敢斗私批修/敢不敢破字当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再就是当代十分流行的戏谑性极强、广为人知的新谚语.如“吃名牌穿名牌/身边挽着老男孩——嫁给有钱人”。把这几味药一锅煮，药性自不待言。
1993年作客美国期间，在好几所大学举办的当代中国诗歌讲座中曾谈到《中国娃娃》这个89后出现在中国的奇特现象。一位读了其部分复印件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说，这部作品令她想起“文革”时她家那架被红卫兵从窗上扔下去摔得粉碎的精致钢琴。另一位美国知识分子说《中国娃娃》中的通俗性和破坏性同样适用于美国。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不管他们的感受是否妥贴，此时此刻都是由《中国娃娃》诱发出来的。
《中国娃娃》这部作品看似轻松，然而其轻松中渗透出高强度的精神压力。由此，我联想到当年东欧的人文环境。东欧也产生过类似的“东欧娃娃”，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波兰诗人日比格尼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 1924-1998）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一个人物——科吉托先生。这个科吉托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日常人物，可以是任何一个波兰人，他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波兰民族性格，赫伯特用一系列诗歌作品来叙述科吉托先生的日常生活，让他成为一个可知可感的形象：“科吉托先生的异化”、“科吉托先生考虑人类嗓音和自然嗓音之间的差异”、“科吉托先生悲叹梦幻的渺小”、“科吉托先生与流行音乐”、“科吉托先生论魔术”、“科吉托先生寻求忠告”、“科吉托先生对地狱的看法”、“科吉托先生论直立姿势”……这些标题无不让人肃然，尽管诗中的语言是轻松的，甚至是调侃的，但透露出来的那种人文精神却是严肃的。《中国娃娃》也记录了某一个和每一个“中国娃娃”的日常生活细节，他们要么正襟危坐，要么惹是生非，出入于他们的现实生活场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娃娃》与《科吉托先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就是前南斯拉夫诗人瓦斯科·波帕（Vasko Popa, 1922-1991）的著名诗集《小盒子》（1970）。《小盒子》中也纳入了大量的民俗物，每篇均以《小盒子……》为题，整体上让人颇感密不透风、孤立无援。小盒子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它空间极为狭小，生活其间的人呼吸困难、不能动弹。但“中国娃娃”虽也处在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中，他们却试图到处“亮骚”，以此宣泄其积怨和悲愤，用“阴毒”的眼光审视一切。与《小盒子》相比，《中国娃娃》是一个被不断扩大了的小盒子，其中挤满了牛鬼蛇神。
《中国娃娃》是一个诞生于孕育了多年的怪胎中的孤儿，它没有兄弟姊妹，更谈不上父母；它被遗弃，却狂妄自大，到处露阴“亮骚”，结果仍是搬起石头打天。其实，它最具体的形象莫过于作者自己的小说《新兵之死》中的主人公魏赓，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中国娃娃》的自然延续。不管这个《中国娃娃》还要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都希望它在“亮骚”时阳具不要被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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