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的“和声”：跨世纪的80后诗歌
王彦明
一、概述：投机的命名与传播的机缘
以代际视野观察80后诗歌，在当下似乎还稍显仓促。不过蓦然回首，发现十年的光景竟然如此匆匆。80后诗歌也依然处在“进行时”，不过这个时态的衍进似乎显得迟钝了。从世纪之初，春树在“诗江湖”振臂一呼般的呐喊“所有 80 后诗歌爱好者联系起来！！！”，迄今已经十年有余。而这期间，作为一个公认的诗歌史学概念“80后诗歌”，一直被人反复提及与争论，在确认-质疑-再确认-再质疑的循环里，显得声势颇为浩荡。兼之各种刊物、选本的不断助推，80后诗歌和诗人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尽管一再有人将80后诗歌的出场，归结于80后小说的身份确认，但不得不说，诗歌对于小说的涵养能力，也推进80后小说的迅速市场化。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有彼此成就的意味。
80后诗歌的命名有“起义”的意味，和《外遇》上那句“历史不给我们位置，我们自己给自己位置”颇为相似，80后诗歌试图以群体的力量登场，期待达到“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效果。但是事实80后起义从“方式”到“宣言”，无比是70后登场的翻版，80后诗歌早早地进入了“和声”时代，这是由于力量的薄弱和急于追求位置感造成的。春树在《80后诗选1》的序言里，曾不无慌乱地表达80后联合的原意：“1、我们的诗还没有形成气候；2、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扶植我们，我们自己关心自己，我们自己扶植自己；3、可能也是太无聊了吧，青春本来就需要轰轰烈烈的事件来点缀。”①这样的口号，自己都觉无力，以致到后面都显得苍白了，但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命名的仓促性。
春树曾对“下半身”诗学质疑，这可以看作是80后对70后的“揭竿而起”，显然这种“革命”的力量还显得稚嫩了些。70后代表诗人、下半身的旗手沈浩波曾撰文嘲笑：“如果这只是‘形式需要’，OK，没问题!”②显然这种命名，并不能在诗学，或者说在文本意义上，得到别人的认可。同时这里也暗含着某种焦虑的“位置”心态。“一代人的身份焦虑”（马策语）今天看来已经具有普泛意义，在80后诗歌这里同样有效。
脱胎于网络的80后诗歌，写作环境更为自由宽容，这样的环境促使他们对于传统的诗歌刊物极其核心观念基本是持轻视态度了。他们建论坛、网站，创办刊物，甚至为自己建立颇有“选秀”意味的排行榜。自己搭台自己唱戏，以一种极为浩荡的气势硬“闯”大众的阅读视野，这种青春逼人的力量，预示了诗歌的自由代谢精神和又一种反叛精神的肇始。这种感觉让前辈诗人们惊恐，还有期待。“一旦80后诗人或诗歌成为新宠，新的颠覆便会在诗坛重新开始”。③
80后诗歌的概念的推广，很大程度得益于网络。网络的门槛，让概念的洪流涌进大众阅读视野。在诗歌理想逐渐退潮的时代，保持一种持续的诗歌激情，网络起到一定的作用。诗江湖、诗生活网等，都可以看做80诗歌最早的助推者，除去自由发表的论坛，其网刊也成为80后诗歌最早的整合平台。“诗江湖网”被称为年轻诗人的练兵站，是不无道理的。方为创办的“浮苇”网，甚至专辟空间，将老刀执行主编的《独立——E世代诗人作品选》搬上网路。玉生创办的“野草”论坛及网站是80后诗人的主要聚集地，也是80后诗歌活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除去“给自己颁奖”，“野草”网刊策划了最早的“80后诗歌大展”，也进而编选了《八十后诗选》（中国80年代出生诗人诗选），这为后来《诗选刊》编辑出版“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展”打好了“草稿”。80后自我地、主动的发动起来。
赵卫峰在《问题与行进同步》中，曾言明网络之于80后一代的意义，“中国绝大多数80后由于年龄，生存、生活状态并不乐观，这将导致他们持续的焦虑和心理（与物质的）冲突。以贵州为例，如果没有网络，如果不是异地读书，大家可能与‘现代’、‘当下’以及信息化、城市化似乎是有距离的”④。作为一种媒介，网络打通精神、世界与创作的三重领域，使得80后诗人的创作更加自由，无约束之感。
2002年度的《诗选刊》“年代大展”，可以看作是80后诗歌运动的前期总结，80后诗人的早期代表基本都入选了；03年的“大展”就可以看作是集体性的强行登场。这可以看做是历史的机缘，当时大部分80后诗人的写作依然属于青春期写作的范畴，集体式的呈现依然显得仓促、慌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不经意地唤醒了更多80后写作者的热情。这个过程时任《诗选刊》编辑部主任的赵丽华功不可没。强大的公共话语力量在诗歌史上注定不会暗淡、低调。
同年，各大刊物的推介，将80后诗歌置入风口浪尖。尽管阅历缺乏、审美倾向模糊、文本不过硬，部分80后诗人还是借机寻找到了登台机会。黑龙江《诗林》、福建《海峡》广东《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为80后诗歌进行选辑和开了专版。《北京文学》也进行了相关的文学史性的命名讨论，这些都为大规模的80后诗歌运动做好了铺垫。
二 背景：转型期的思想解放与启蒙
在观察80后诗歌文本之前，我们不得不回溯80后诗歌写作者的成长与书写环境。大多数80后写作者出生于“文革”（亦有人以1976为界，将之后的写作者笼统命名为“文革后”）和“朦胧诗潮”之后，这是时间跨不过的槛。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从政治型社会向经济型社会的转换期，此一时期亦可看做是文革后新时期的文化哺乳期。市场的开放，蔓延至精神领域。此时经济与精神在二元间是互动的关系，彼此相辅相成，互相渗透相融。
80后诗人成长的时代，中国面临着全球化背景的地缘政治学问题，新事物的涌入，无疑也在改变着年轻一代的身心。“引进来”的部分，相对于外国经典的影视、音乐、美术和文学，港台的文化因素因为语言的优势显然更得人心。这些思想里，渗透进80后身心，最为深重的恐怕应属邓丽君、周星驰、金庸和席慕容了。这些人的思想和语言表现能力，在80后一代的精神和文化心理留下了极深的效应，对于他们的为人处事、写作（进行艺术创作）都有极强的作用力。周星驰的后现代解构电影，对于80后一代形成精神的解放，形成独立的精神意识，影响是暗流涌动式的。
相对于第三代受到极其强大的政治意识的左右，“70后”成长的年月依然处于“红色年代”的后期，基本的意识形态逐渐被剥离，他们的长成，对80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80后诗人真正发表作品，已经处在新世纪之初（部分80后的校园诗人在90年代已经开始写作，但不能看做真正意义的写作）了，此时蓬勃的市场，减轻了他们肩上的负担——历史感、命运感、政治意识都处在了相对“自由”的阶段。
80后诗人曾叫嚣自身的写作可以命名为“速食的一代”——“旨在随时写诗，想写什么，写什么，不顾及风格，写过就扔……就是喜欢这样的粗俗、直接”⑤，这是市场经济，速食文化的内化，进而影响年轻一代诗写观念的体现。80后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中国逐步世界化的进程年份。肯德基、麦当劳轻易地占领了市场，进而影响了年轻人的精神领域。
谈及70后诗歌时，罗振亚曾言及“70后的诗人们的心态相对自由、放松，抛却个人的情感恩怨外，机会没有什么痛苦与忧郁可言。在他们看来，置身于后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诗意是让人倒牙的酸词，诗意的时代已经终结……所以他们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浪漫主义因素的一种清除”⑥，这样的认知放置于80后诗人身上一样有效，新语境对精神的塑造是有效而沉实的。
对于这种价值取向和诉求，80后诗人以其“尖锐”而盲目的姿态前倾，因此就忽视了这其中弱化诗歌的意味。而70后诗人的态度则相对清晰，“我想说的是，‘滥写感觉’是写不成‘诗’的，而‘一次性速食’之类的话更是要少说，别让人马上想到方便面和麦当劳里的香辣鸡翅”⑦，而宽容者的，则提出“八零后应该是轻松而自由的，而且这种轻松和自由完全是不可学习的，现在还活着的所有比他们老的人都不可能有这般的心情”⑧。这样的话语，不是精神的怂恿，而是一种对年轻一代的精神提纯。这些早期的帮助和鼓励，让80后一代，在写作之初就进入了相对自由的精神领域。
而事实上这样的口号、宣言，无疑也只是针对大多数盲从的写作者。在这个时期里，因为大多数80后诗人还缺乏审美和价值判断，对这种运动式的聚集，是呈呼应状态的。丁成在《光阴下的80后》中对诗歌前辈们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彻底改变心态摆正自己的立场，努力引导和扶持正在日益崛起的80后，为他们鸣锣开道”⑨。这种一厢情愿，也展示了他们急于登台的心理。此时尚有部分80后诗人开始了自己认真而忐忑地思考。陈错的《80后诗歌：一份提纲》无疑是其中代表。
“五四”以降，新诗进入人们视野，中国诗歌写作的范畴并未扩大，而80后一代有效地打开了思想的领域，尽管相对于第三代和“70后写作”并未达到实质性的拓展，然而他们在刚出道的年纪就开始冲破束缚，展示逼人的青春气势和娴熟的语言技巧，足以让前人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同时在语言的把握上，80后诗人也相应早慧，早熟未必早衰，这种夯实的基础，对于他们日后的自我修正意义是极强的。从第三代开始，现代的诗歌写作基本已经直面当下了，“重力使一切向下”，随着身体的被打开，诗歌的“及物性”已经达到一种极致。“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殊途同归，在开放人们的写作意识方面的破坏力和建构力也是相等的，至于80后一代手中，诗歌的语言状态更倾向于轻松自然，也更加干净纯粹。精神捆绑的束缚，在第三代那里依然痕迹清晰，到了80后一代这里，都被轻易地甩掉了，“拒绝隐喻”、“口语写作”、“日常性”、“叙事性”，在他们的诗学革命里更为彻底，在不断的时间与反思的循环进程里，80后形成了自身特定的诗学理念。而“此在”、“及物”、“向下”的诗歌气候，是80后诗歌成长和发展的土壤和温床。
陈超先生曾说：“继承与创新，在这个特定的基点上，不再是两个词，而是二者构成的一个‘新词’。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极而言之的说法是，不只是传统决定或造就了杰出诗人，有时机会相反，是杰出的诗人‘生下’了传统。”⑩而80后诗人中正在走在塑造自己“传统”的路上，部分突出的诗人必然成为先行者，他们将率先走出“和声”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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