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写作者终于又半遮半掩或明火执仗地回到了特定的人群：也是文学艺术终于又投怀送抱于特定的一群人。它逐渐变得整齐划一，在一次又一次地去掉本不属于它承担的这群人之外的其他人群的一切。语言在这里再次显示了它的阶级特征，美再次露出了它的意识形态面目。
一群人终于要明白、懂得：自己的“美德”却原来是帮凶。
“一个地主的早晨（列夫·托尔斯泰）”却原来比“一个民工的夜晚（***）”更加真实。
一个阶级的美学要终于成为所有阶级的美学，而这中间的许多写作者，是这个美学的自觉自愿或努力自觉自愿的文学实践者。
文学终于又回到了“有资”们的怀抱，“有资”们的那些被主流认可的审美趣味，也终于可以登堂入室、大行其道。被“有资”们与主流包养的写作者，终于也可以结束战战兢兢的日子，而安心投其所好、也实现一下自己那些自己不能实现的优越、尊严与梦。
2008-12-30
这种声音何其微弱与无力！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问：为什么是中国式生活。
如果这可以是一个写作的命题，那么，它应当涵盖如下：
1、首先是“生活”。即当下，既是当下，就意味着你在这个泥淖中，你的身体总是或多或少沾有这泥淖的一些物质。不是伪立场、伪造与伪饰的写作。
2、其次是“中国式”。它意味着对已有汉语语言特性的把握，既是中国的，也就暗示已经有一个或隐或显的非中国的参照。它意味着“生活在此处”。
3、第三是“是”。“是”就是存在。是需要我们澄明与去蔽。澄明要求我们在敞开中确认与反观，去蔽是走向真，是“关系”的可以言说。
4、第四是“为什么”。它应当包括在当下的沉思中对文化历史地域个性心理等的向后看与向前看。从而为我们呈现过去、构造当下与预设未来，寻找一个存在的“家”。
这种中国式生活，不但应当是“中产阶级”、“高产阶级”的生活，而且应当是“低产阶级”的生活。何况，在“低产阶级”没有走向“中产阶级”、“高产阶级”的通行证以前，就为“中产阶级”、“高产阶级”正名，这怎么能让人心安呢？更何况，关于这种“高、中、低”的命名（听证、物权、私有......），其隐含的前提，仍然是“有产”。说白了，他们都是“资产”手中的玩物。而其实，在中国，无以数计的是“无产”。
一个曼陀罗式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是稳定的，和谐的。但这么良好的愿望不是靠恩赐就能得来的。无视“无产”的普遍而以有限的“有产”粉墨登场，这只能是耻辱！当然这不是有产的知识分子的耻辱，而是他们的荣光！对于无产的知识分子而言，这就是耻辱！而不是荣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但是有恩赐的独立么？无论是装疯卖傻、嬉笑怒骂，还是成仙化道、寄情山水，都脱不了寄生的干系。
独立的那个幽灵，始终都没有出现。现在看来，还是很遥远。对于很多虚假的抵抗者而言，顺从从来就不是难事，而是求之不得。现在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那些，在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那些在说：“和解吧，只要和解，你就会像我一样，是有产了”。
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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