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开始了另一本书的书写。这本书大概可以叫作小说。我确实在小学语文课所附属的一种叫作《课外阅读》的教材上读过不少小说，其中大多是中外名著。父母又常常在饭桌上进行苦情教育——一般是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在文革前后的艰苦生活：母亲吃不饱饭，最讨厌吃番薯却只有番薯粥吃；父亲则用水泥船到处跑运输，只能拿几个工分，并且要还东海阿爹留给几个儿子包括我父亲的巨额债务。他们喜欢讲述我童年时的悲惨遭遇：其他小孩都有零食，唯独我连饭都吃不饱；小时候，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被人说成养不活，母亲一直耿耿于怀；父母都要连日干活，没有时间照看我，我在家里从床上摔下，没人理会，最后只能干活时把我带在身边，我就扒在箩筐边沿看着父母挖番薯，然后摇晃着走到另一个箩筐（那是我第一次走路），或者坐在田埂上眺望他们插秧（父亲在我头顶撑一个做成伞状的稻草捆）——这来自父母尤其是母亲极为优秀的叙述能力。如今，我依然认为母亲的语言能力远远在我之上，可她不能上学，只念了小学一年级就被外公拉回家，因为贫穷，而且她是女人，那时候的农村依然认为女人读书无用。我被他们的叙事感动，于是逐渐试图去重构已经离我远去的幼年记忆，以自己的知识和语文能力（我对文学无动于衷，可是写下的作文从小到大都是班上的范文）去帮助父母纪录那一段岁月。我开始构想一部家族史，让父母和我自己的独特经历能够留存于世。结果，自然由于我的拙劣的叙事能力，这本书只进行了开头的场面描写，就不得不搁笔。
后来我甚至改写过一本日本漫画——把漫画写成小说。这本漫画似乎是我读小学时从班级教室角落里的图书里偷来的，这些都是同学捐赠的图书。小说依然半途而废，我只记住了一个词语：“衣冠楚楚”，用它来形容那个西装革履的主人公。
《多四季论》让我跌入阅读的宇宙，我逡巡其中，犹如一颗年幼的行星，被文字的引力逐渐俘获。一直以来，我喜欢动画片、战争片或者灾难片，对《红楼梦》之类的电视剧毫无兴趣，可是当我读到初中课本中收录的“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一段，尤其是关于林黛玉潇湘馆的描写，竟然开始对那种超然雅致的文人生活开始憧憬起来，慢慢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儒雅之士。
姚一平之后，潘建明成为我的核心朋友。他学习用功，为人诚实害羞，经常读书。我记得他拥有一整套的《格林童话》和《红楼梦》，他的这份财产令我无比羡慕。他的《唐诗三百首》是人民文学版的，常拿到教室传阅，更是令我嫉妒。于是一种自天而降的诱惑驱使我跑到镇上新市三中旁的一家小书店买了一册《唐诗三百首》，这大概是我购买《365夜民间故事》、《十万个为什么》、《世界之最》之后的第四本书。袖珍本，意味着便宜。橘红色封面。有今人注释。在暑假炎夏永昼的日子里，我搬一张凳子，在僻静的东门口，背诵唐诗，对抗炎热和沉寂。我的文学阅读生涯应该开始于此。我喜欢这本书的装帧和印刷。小巧玲珑、干净整洁。这似乎奠定了我以后挑选书籍品相的口味。这本书后来被我捐给德清一中图书馆。
我的藏书日益增多，最初尽是些中国古代和国外的名著（最早的两本是《巴黎圣母院》和《简爱》），我从每个月几十块钱的伙食费中节省下来买的，好几次为了买一本书，午饭只能以一只一块五的烧饼应付过去。尽管如此，在那些岁月里，我逐渐体验到了淘书、买书的乐趣，这一隐秘的乐趣几乎成为我日后的慢性疾病，深入生命的内部，难以治愈。多少年来，我的唯一嗜好就是书籍：淘书、买书和读书。在这些书里，与诗有关的是几本印成蓝色仿古封面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我记得都是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我嫌它们零散，就突发奇想在它们身上用钉子打洞然后用绳线装订成一厚册。一九九七年秋天由父亲（那时的他尚未沉溺于酒精）伴随去德清一中报到时在城关镇新华书店购买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我开始收藏浙江文艺版这套“中国新诗经典”丛书，胡适、冰心、徐志摩、俞平伯、臧克家、冯至、卞之琳、何其芳等等，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我几乎将整套诗集搬回宿舍，每本五六元。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新华书店以及附近的三味书屋将是我高中时代几乎天天造访的圣殿。这些书后来的下落是这样的，一部分被我捐给了学校的图书馆，一部分被我卖给了王家巷一位收卖旧书的老人。因为一年多后，我就日益迷恋现代派文学了。剩下来继续伴随我从故乡到西安的，就是那些现代主义文学书籍，如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在西安时，被同学借去，不小心被开水浸湿，被我扔掉）、《海子的诗》（在西安买到《海子诗全编》后，被扔进垃圾箱）、《顾城的诗》（在大学时送给一个美术学院的朋友）、《林中路》、《存在与时间》、《英儿》（华艺版，被朋友借去，不见归还）、格非的《呼哨》、庞培的《低语》（失踪）、周伦佑编选的《破碎的主观铜像》（其序言是我搜寻西方现代诗人的地图）。而那本《多四季论》，最终落身何处，在我的记忆中一片空白。这大概是我热恋天文学的结局。我以后的购书生涯几乎与天文学无缘。除去一本《一万个世界之谜》地理卷，似乎没有再买过此类书籍，后来此书被送给表妹玉芳，看来我是要一意孤行要走上文学的偏僻小径了。
五
在此期间，我在日记本上开始偷偷写诗，并遭遇了写诗的徐赟。如果我没有遇上这位与我生于同一个古镇的传奇女子，我可能不会去写诗。她鼓励我写诗，进而欣赏我的诗艺，与我酬唱应和。从她那里我得到千方百计改善写诗技术的动力。有一天，我在邮局的报刊处偶遇一本《诗神》杂志，第七第八期合刊本。这本《诗神》从天而降，是那么偶然，而又适逢其时。就在这本《诗神》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王家新、江一郎等当代诗人的诗。它就像一本流落到小镇的武功秘籍，我开始拼命偷学江湖高人的武功。杂志后面附录了一篇《诗坛花名册》，好像是叶延宾写的，里面介绍了许多当代诗人，欧阳江河、秦巴子、伊沙、柯平、小海、庞培、杨键、蓝蓝、车前子等等。这份花名册成为我在诗坛的导游册。去西安的时候，我特意复印了一份带在身边。庞培的散文集《低语》，因为语言的现代主义气息，以及多处引用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句，而被我一再阅读。另一本具有入门手册性质的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诗歌卷）。由吴晓东导读，他的导读极具穿透力，并且引述诸多国外当代诗人，比如瓦雷里、里尔克，是我管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极佳窗口。我记住了这些诗句，它们出现在吴晓东的引文里：“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里尔克《秋日》）“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瓦雷里《海滨墓园》）“泥土呵，请接纳一个贵宾，/威廉·叶芝己永远安寝：/让这爱尔兰的器皿歇下，既然它的诗已尽倾洒。”（奥登《悼念叶芝》）
我喜欢并熟读的是《导读》从北岛开始的后半本。每首诗我读过几十遍，几乎能够背诵，我甚至用磁带在用一二十块钱买来的破烂随身听上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在宿舍熄灯后，继续倾听这些诗：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睡吧，山谷》；顾城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歌乐山的云好凉》；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的《神话》；欧阳江河《公开的独白》；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海子的《五月的麦地》、《眺望北方》、《春天，十个海子》；臧棣《在埃德加·斯诺墓前》；蔡恒平《玻璃器皿》；戈麦的《南方》、《大海》。吴晓东勾勒的这条中国当代诗歌史并不客观、完整，对北大出身的诗人过于器重，对许多诗人和流派却有意进行屏蔽。但在阅读极其贫乏的小镇上，这些诗篇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语言天地。我用这里的语言逐渐构筑起自己的世界，一个纸上的世界，随后就跌入了海子式的诗歌漩涡。
我开始经常去出入书店，搜索各种书籍，新华书店、三味书屋、清溪书屋以及王家弄那位老先生摆的周末旧书摊是我的主要去处。天文学的余绪常常会猛然拨动我的一部分神经，我在邮局的报刊栏买了些杂志：几册《飞碟探索》和一册《百科知识》。这本《百科知识》在我的文字生涯中具有异常的重要性，可能仅仅次于徐贇。它的卷首语是钱钟书的生平介绍（那一年钱钟书逝世，应是一九九八年）。最让我感激不尽的是里面一篇介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章。那时大概正值全国的白银时代热，这样的文章才会出现在《百科知识》这样一本冷门的杂志里。这篇文章介绍了几位俄罗斯诗人，他们至今还是我的阅读兴奋点：别雷、勃留索夫、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尤其是后面三位）。由于当时的阅读材料稀少，我总是把手头的书籍文章翻来覆去地阅读，直到熟悉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字。由于这篇文章的刺激，我后来跑到县城武康乃至省城杭州搜寻购买这几人的著作。在武康，我买到了《日瓦戈医生》。去杭州搜寻的结果是买回来一本《西川的诗》。在新市镇西郊的一家即将倒闭的书店买到作为处理书的《燃烧的天使》（勃留索夫）。后来初到西安就作为补偿性地立即去买《第四散文》（曼德尔施塔姆）、别雷的《彼得堡》和《银鸽》。
澳门回归的那个晚上，全校放假回家观看电视直播，我家在二十公里外的新市镇，懒于回去。于是决定留在城关镇过夜。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漫游之夜。那种无可归宿的体验深入骨髓，我每次到一个新地方，它总会再次突如其然地袭击我。以至于多年以后去理解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游荡”一词的经验起点总是这个夜晚。我从不会想到旅馆。有一年从西安回乡，辗转上海以及织里、善琏小镇，天色已晚，中巴车均已停运，无家可归，我第一反映是打摩的回新市镇，依然没有想到旅馆这一事物，但不幸的是，正在喝酒的摩托车司机拒绝了我，那是我在高考时集体住进旅馆后第一次单独住旅馆。
就在这个澳门回归之夜，我徘徊在新华书店、三味书屋、乾元山，月光洒落在地上，巨大的孤独感包裹着我。旅馆这个词都没有进入过我大脑，我找不到住宿。最后，我翻墙入室，回到宿舍，破门而入（我砸了许久的门，还惊动其他留宿的同学），为此被学校批评。破门之后，我龟缩在冬天的被窝里，吃白天在食堂蒸好的饭菜。那时，为省钱，我常到长桥菜场自己买菜，在学校食堂蒸饭吃。我吃着冷饭，读一篇关于象征主义诗人的文章，书似乎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该文章详细解说了瓦雷里、里尔克、艾略特、史蒂文森所谓的四大象征主义诗人，在关于瓦雷里的段落里提及兰波、魏尔伦和马拉美。就在这个夜晚，我结识了这一批西方现代派诗人，记住了“四月是残忍的季节”（艾略特）、“生活在别处”（兰波）、“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我把一只坛子置于田纳西”（史蒂文斯）这些在那个时代广为流传的诗句。此后几年内，这几个象征主义诗人成为我主要的阅读对象。我在学校图书馆的杂志阅览室，又发现了洛尔迦、叶芝的诗。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爱尔兰的希尼，主持人朗读了希尼的《挖掘》。我的诗歌天空里，星辰与日俱增。
这是天文学之后一个完全奇异的世界，它满足了我的各种欲念和好奇，并给我莫名其妙的安全感。直到有一天，在三味书屋买到蓝星诗库的《海子的诗》、《顾城的诗》，我感觉一下子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句子和语言。我坐在那个两年前对它遐想联翩的湖边树荫下阅读起来，沉浸在一个令我陌生而激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的光芒覆盖了我的全身，虽然路过的同学投来奇异的眼光。这两本诗集就像当年读过的《多四季论》、仰望过的星空，将我的生命照亮。虽然海子让我走过不少弯路，但是，他的语言曾给予提升我周围瘫痪的生存现实的能力。读到海子以及对俄罗斯诗人的倾心，我开始陷入一种具有强烈牺牲精神的甚至自虐倾向的写作。我曾在那本吴晓东点评的诗选里，被戈麦、蔡恒平、海子的汉语悲剧精神所俘虏。那个时代流行的是里尔克式的“挺住，意味着一切”诗句和精神。诗人总是在与日益商品化的世界处于紧张的对抗关系。这句话通过各种渠道流淌到这座昔日是县城的江南小镇上来，我在图书馆遇到它。尽管，那时候我迷恋着中国的先锋派、现代主义以及一本周伦佑编的后现代主义诗集《破碎的主观铜像》所带给我的后现代主义。可是，青春期固有的盲目和冲动让我更加容易沦陷在牺牲这类崇高的泥潭里。那时，我崇高得一塌糊涂。我已经把自己视为汉诗道路上一名不幸的后继者，尽管，我那时的诗差得惨不忍睹。
后来，我在一个雨季来到西安。在这里，我完成了诗的转变和成长。这距离我阅读《多四季论》已经有六年。我把迷恋天文学时对世界的全部想象和奢望移植到了诗里。天文学让我第一次触摸到了时间的羽翼。现在，我始终认为，写诗是坐在时间的翅膀上穿越世界的一种方式。
2006年8月至2007年7月 上海—普吉岛
2009年1月至2月 改于上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