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内蒙古的音乐人纳森野游安徽，特意拜访了诗人余怒。他还没等回来，便在路上给我打电话，一惊一乍的说余怒在写一个小说，估计不下三十万字。我听了，半信半疑，以我对余怒的了解，这一天迟早会发生的，就专门去问了余怒，余怒则语焉不详的说还没写完，像怀里捂着一个盖子。今年，这个盖子揭开了。
余怒甫一出手的长篇小说便是这部《蜘蛛的上帝》。就像他写那些惊世骇俗的长诗，每次都是这样悄无声息的密谋，躲藏一阵子，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我的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他早已不满足现代诗歌这一文体，他需要一次不受困扰的释放；意料之外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避开了那些纠缠着他的问题，找到了对应人的不可测度的命运的可能性。我的揣测是，对于一个始终围绕诗歌写作的人来说，解决小说这一古老的问题，或许是他的弦外之音——他的长诗《猛兽》和《饥饿之年》本身可以看做是小说。《蜘蛛的上帝》，一种连他本人也没有预想到的叙事效果——萨德混杂了拉伯雷；我硬着头皮读过之后，感觉到了一种像肉体撞击声那样的振聋发聩的震撼，这样的稀有文本，在当下几乎不可遭遇。
作为一个风格奇崛的诗人，余怒在很多地方与史蒂文斯有着相似之处，态度坚决的和宏大、高贵一再划清界限，他的许多诗让他始终处于争议的漩涡中，我料定他的这部小说也会引来各种非议。余怒的露骨并非因为对女性意象的渴望而赫然抛出性描写，混沌的观念于他一如造物主的不自在，在《蜘蛛的上帝》中，他将崇高果断打入万丈深渊，又骤然发现邪恶的道路也是有布满了博尔赫斯式的分岔小径。他善于处理写作中停顿的那一公里，他将那一公里又分解为每一寸惊险的诗章，那么，几乎每一个小标题都是一个出色的短篇，无论《德克萨斯州的巴黎》《梦境》《盲人瞎马》《两栖动物小S记》《窒息游戏》，还是《忐忑》《蜘蛛的上帝》《过渡性客体》《格利佛与花瓣》《半片麻古》。余怒有这个能力，早年他和亨利•米勒息息相通，私下里拜过福克纳、乔伊斯的码头，齐泽克阐释过的拉康他又阐释了一遍，比拉什迪还要无礼，比金斯堡还要放肆，如此，他的小说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四不像东西。如同一部分人对他的诗篇的不适应，这部小说也是戴着象征的面具的，但它绝不是象征主义文本，这面具便是脸。说明，余怒在使用望远镜搜索真正的面具，一个不惜背负肉感嫌疑的观察家，他坚决站在了史蒂文斯的一边，那面具，是纵欲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的合谋，和连叶芝都称之为虚假。
小说的叙述是单元式的，讲了一个叫宋育金的大学生，在性与爱的交织难辨中混沌不清的状态。宋育金带着一副矛盾的面具，他耽于肉欲却又自我憎恶，在两个美丽的女人之间搜寻临时的归宿，他似乎生出了一丝崇高，和书中的其他人相比，这种崇高恰恰是比较级的。在叙事的深处，宋育金终日生活在一群偏执、迷狂、怪异、焦虑的人们中间，这其中有不断更换各自性伙伴的情侣，偶或付诸真情的妓女和嫖客，迷恋吸毒和畸恋的诗人和画家，更有杀害自己的孪生兄弟，冒充有精神疾病的受害人逃避法律惩罚的街头混混（他最终也因无法忍受疯人院的非人折磨而说出了真想，要求离开疯人病院，但他的正常却又无人相信）。我断定每一个人都会从他的措辞中读出残酷的诗意，句法却是美国式的，在《蜘蛛的上帝》这一章里，全书的意义核心喷溅而出，“他忽然看见一只长脚蜘蛛在石桌上爬动。”“他觉得它走路的姿势有些别扭，总是朝一边倾斜。他数了数它的腿，七条。他又数了一遍，还是七条，左边四条，右边三条。不对呀，蜘蛛分明是八条腿，为何少了一条？”“他用烟头挡住它的去路。它似乎感觉到了烟头的高温，在两厘米的前方停下了脚步。他叫道：前进，前进。可是它还是踯躅不前。蜘蛛听得见人的声音吗？他不知道。它转而向一边爬去。他移动烟斗，又挡住它的去路。这回它一动不动了。也许它在困惑。”“他又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趁烟头火红，将它轻轻戳在蜘蛛左边的一条腿上。那条腿迅速扭曲，折了，翻转着朝上翘着。蜘蛛能感受到疼痛吗？”“它拖曳着伤腿，朝右边方向逃去。他又将烟头朝它右边的一条腿上戳了一下。也折了，朝上翘着。它停了下来，身子开始痉挛。一分钟后，它又挣扎着爬动。他将它剩下的几条腿都烫了一下。它不再爬动了，只间歇地抖动一下某一条腿。再后来，彻底不动了。”“他觉得接下来没什么好看的了，便鼓起腮帮，朝它吹了一口气，将它从石桌上吹去。蜘蛛悠悠荡荡飘落到地面上，使人联想到小时候用纸撕成的小降落伞，从阳台上旋转着向下坠去。我是蜘蛛的上帝，他想。”这就是为什么余怒将他的小说命名为“蜘蛛的上帝”，当余怒将他的小说命名为“蜘蛛的上帝”时，命名的焦虑发生了，文本的意义上都汇入了一种自我见证系统，写在纸上的每一个词语都被刀划出了伤口，正如一只蜘蛛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偶遇的人手中一样，作为孤独个体的人的命运也被裹挟在一股不可知的力量之中。
仿佛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里“流露某种激愤悲苦的情绪”，余怒在他的《蜘蛛的上帝》中则展现了现代人的因疯狂无聊而生出的无力感，身负锈迹斑斑的结痂，挣扎地活着，茫然地活着，牵强地活着。他的描写放弃了技巧但精确无比，一切陈词滥调如雾霾散去，英勇的淋漓尽致的喧嚣，哀歌式的放纵文字的不端和狂欢，在意识流的极端之处，余怒的疯言呓语如野蛮人抒情，显得支离破碎。我对余怒的困惑一如记忆的突然袭击，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余怒朝向宏伟风格的努力为什么反而荒诞不经，小说绝不是他在风格上的尝试，该尝试的，他已经在诗歌中彻底尝试过了，对于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来说，他难道要解放另一个被困在原地的自己？不得不说，余怒有股凌驾于文体之上的气势，他善于左右手交替变化的互博，那么，从余怒中又分离出来了若干个余怒，或野心勃勃的余怒，或诙谐反讽的余怒，或观念的余怒、或语言的余怒，或被咒语控制的余怒，或艰难而贫乏的余怒。
但余怒仍然缺乏必要的诚挚，他鼓足勇气携带私货，趁机嘲弄讥诮了口语诗一番，我认为毫无必要，再说了，在一部小说中试图对现代诗展开学术论证也是多余的，因为他呈现出了圆滑地格调和不友善的趣味。换句话说，如果这确是一部小说，我建议不宜付梓，不是因为小说包容了诗和诗的观念，恰恰相反，令我们惊奇的是，是诗人重访了小说的绝境，将诗意赋形于新鲜的语言和共鸣式的结构，说到底，终究还是诗包装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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