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始写作以来，阿来似乎就不是“书斋里的作家”，动笔之前，他习惯到当地走一走，进行田野调查。
对于新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下简称《瞻对》），阿来原本是想写成一部虚构小说的，3年时间里，他十几次深入藏地，查阅了数百万字的史料，结果他发现，真实的史料是如此的丰富而精彩，“根本用不着我再虚构了”。
这部继其《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的又一部藏地史诗，也成为了阿来的首部非虚构类作品。2013年末，阿来凭《瞻对》荣获了“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近日《瞻对》在北京的首发，也俨然使得“非虚构”成为了一个热词。
但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阿来不认为自己身上有“转型”之说，比如他的下部作品依旧回到了长篇小说，题材依旧是他一直关注的藏区，只不过他计划去写更贴近现实的东西。“我不能老写历史，也不能总是写田园牧歌。”阿来说。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长欣
◎谈新作
微观上追溯历史源头
南方日报：你怎么看待瞻对这个地方从“铁疙瘩”到最终被融合的过程？
阿来：“瞻对”现在叫新农县，这个地域很有意思，按康巴地区的方言，“瞻对”是“铁疙瘩”的意思，也就是强悍、好胜，历史上这个地方跟满清政府之间的冲突达六七次之多，而且是大规模的战争。虽然融入这个国家很艰难，但“融入”是历史的大趋势，在瞻对，这个“融入”用了200多年。
不止是中国，整个世界的所有民族都是慢慢走向融合的。从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来看，很多冲突的结果就是融合，而不是对立。
在我看来，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不够，民族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过去可能还更严重，我们需要从历史的源头很好地认识、梳理这些问题，汲取经验教训。而且目前对于历史往往是粗线条的说法，从微观上关注不多，《瞻对》就能从微观层面上说明一些东西。对于今天社会出现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大惊小怪，觉得是了不得的事情，其实跟历史上的冲突相比现在要好多了。没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的话，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基层政府，看待这个问题就容易简单化，也有可能操作失当，反而加重了这种隔阂，酿成真正的文化冲突。
南方日报：据说为了写这本书，你十几次入藏区，查询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文献，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挑战的成分多还是享受的成分多？
阿来：都差不多。我过去的小说虽然是虚构，但虚构也是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础之上的，我觉得一定要进行区别于案头工作的前期工作。别人夸赞我过去的小说想象力丰富时，他并不知道我为这种想象力所作的准备。我不只是在写一本书，每本书都给我打开了社会的某个领域，让我借助这本书去把这个领域弄懂。一般我都会有两到三年的准备才会去着手写作，如此下来，我觉得自己很有收获。这是我的工作习惯。这次写《瞻对》，一方面因为突然发现材料太丰富了，另一方面，材料本身就很有说服力，根本用不着我再虚构了。
南方日报：与《尘埃落定》的轻盈相比，读这本《瞻对》体会更多的是沉重。
阿来：读历史肯定有沉重感，但也会让你看到希望。除此之外，现实本身也是沉重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西部想象成浪漫的，歌舞升平的模样。从文学作品来看，对于中国的边疆地区如新疆的描绘，更多的是从莺歌燕舞以及风情、风俗入手。
我想，我们沉陷在那样的文学当中是不是太久了？我们离现实是不是越来越远了？文化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不能说到处都是莺歌燕舞，有这样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
南方日报：你几乎所有作品都涉及西藏题材，你本人也生在藏区，故乡对你意味着什么？
阿来：故乡是一个永远搞不清楚的东西，清楚了就不是故乡了，所以资源当然无限。我也只能说，对于故乡，不能简单地“爱”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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