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不过如此”，即使是刻意题为《个人史》，我也没有看出来余怒明显使用的自传性语气，当然，他的确是在使用一种自传性的语气讲述他的过去，他的现在，和他孤独的精神生活。我认为，余怒的《个人史》是近几年来中国汉语诗歌收获的一个重要文本成果。
虽然，余怒从2002年以后（我界定的依据是，我在2003年读到的一首在风格上迥异于余怒之前的但却有趣而深含意味的诗，“孤独时我不喜欢使用语言。/一头熊和一只鹦鹉坐在/跷跷板的两头/跷跷板朝一头翘起。很多东西/没办法称量，我是熊你们是鹦鹉。/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你们的语言。”《孤独时》）就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过去那种关注词和词之间的平行关系突然过渡到了关注句子和句子之间的上下文关系，呈现的文本已不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种充满张力、变形、荒诞和悖谬式的，而且看起来是那种让我们很惊讶的采取了常规的抒写手法，就是这种变化后的平实居然给了我们一种强烈的不适感。
余怒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时曾说他的这种写作是“在平实中体现存在的荒谬性。也许，它的荒谬性被平实的语言遮蔽了。”是的，我们以往所读到的那种余怒式的荒谬性仿佛在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和的语气和平实的叙事。但是这种平实仍然会让我们看到它隐藏在文本后面的乖张和荒谬，不过，这样的写作确如余怒所说，“它的荒谬性被平实的语言遮蔽了。”
譬如《个人史》起句就显示出了余怒不同凡响的综合能力，“水池里的水溢出了，鸡在沙地上啄虫子。”你可能无法分辨余怒在使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法，在余怒诗里，抒情和叙事的技艺巧妙的熔于一炉，它们之间是互为替代和混淆在一起的。你可能看到了，《个人史》中所有的貌似如开篇平实的句子，实则暗藏机锋、荒谬，信息量大的惊人，那么富于形式感，像拧掉水分和皮肉的身体，使诗歌的神经一一毕现。
余怒的这种高度综合能力，不是简单的文体的混杂和归纳，而是经验和世界的对话。余怒擅长在他的诗中制造出一种旁若无人的雄辩能力，和世界，和自己，甚至是诗歌文本本身在内部的激辩。在《个人史》中，余怒善于从复杂和难解的隐喻开始他的诗写，他的修辞丰富、简单，却又常常使人困惑不已。“我穿上衣服系上鞋子，不让自己过度悲伤。”你可以从《个人史》中，真正读到一种灵魂被悬置的孤独，当余怒和世界，和历史，和修辞，甚至和自己激辩的时候，他忘掉的恰恰是读者。
任何个人的俗世生活均不会接受余怒的质询和判断，如同他说的“很多东西/没办法称量，我是熊你们是鹦鹉。/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你们的语言。”绝不妥协于和“你们”使用同一种语言，这就是他的道德观之一，常常使我们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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