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诗”只是一种对现当代中国汉语诗歌的统称，但潜意识里一般已理解为“现代诗”——不同于传统的白话诗。后来出现的“口语诗”或“后现代派”其实已经是当代的“大白话诗”了，但它们毕竟是九十年代的产物，虽然有“白话”传统的基因，但它借鉴的却是现代派的技艺。
当中国诗坛开始对“诗歌精神”及“乌托邦”写作发起进攻的时候，其实现代汉诗仍然有“诗歌精神”的翅膀为它飞跃。诗歌精神是诗的命脉，后来的人们之所以否认它是信息时代的电脑式的诗歌制作，电脑是不需要生命意念的，而诗却永远离不开人文环境的培育。
无论什么派别，无论如何划分；现代汉诗肯定要衍生出种种新派，而诗学宗旨共通的东西是永远属于任何一派的。从“今天”的朦胧直至当下的第四代，汉语的原生诗性及文字色彩是任何东西取代不了的。诗的流派只是对某一种方式的突出，无论古今或中外，如果没有“主义”性强大的“突出”就模糊了界限，流派也是时代的审美情操作为趋向的，一个时候热衷于一个趣味；每个时代都有玩完了玩腻了的东西要遗弃或丢掉。但历史却丢不掉，它把它们存载下来；以待未来的再选择、再分析、再重新命名。我们已有这类过程……怀旧的情结是生命中的一种精神需求。
而时代确确实实在飞逝，进步的思维肯定要促使审美艺术的进步，所以，我们没资格大惊小怪，但是可以提出各种疑问。
现代汉诗作为统称实在是高明的，远比“现代诗”、“先锋诗”等涵盖面要大得多。第三代诗人、第四代诗人以至第五代诗人，还会出现更新一代的诗人。他们总会取代过去了的诗人；我们要让开一条路，让开位置；用不着霸占这些地方，那些已经被新的审美意识确定衰老的诗人们总是抱有依恋功名的情结，死占着位置不走实在是不明智的做法。
譬如我已经四十六岁，尽管有人把我列入“第三代”，（第四代我也不在乎），但年岁是不会绕过我的，写到一定的时候，我即使不僵化也会老死，即使能呼吸更新更快节奏的日子，不能保证这种接受就如同新一代人的心态；所以，对于更新的诗风，我仍然是要让开的；可能不舒服，但你不能不让别人不舒服。艺术就是艺术，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你逃不掉死亡。
我经常很细心地阅读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作者的诗。当然，我要排除多种因素，我对诗的敏感与挑剔是相当特别的；或许我眼高手低，但我总是要求写诗必须是值得写出的东西，有意识上的价值和艺术上的价值还要有语言价值，这一切加在一起才谈得上是诗，才具备了诗学价值。但是我们都在写着什么呢？
我们都写一些别人写烦了的，自己也读乏了的东西。我尤其不读“景物诗”及小家碧玉式的“咏物诗”或故弄玄虚的“哲理诗”，这类东西单独为诗已经够讨厌了，且都只能写出一般水准。
中国人玩小聪明的多，出大智慧的少，这使中国诗歌——现代汉诗总是煮着一锅稀饭。而官方推崇的“诗言志”、“诗载道”却偏偏伤害了诗神，使诗神成为应召女郎。诗学与文学的和谐在传统文人的手中却变得“混淆”。智力低下的诗作者也居然将笑话玩玩闹闹的俏皮语都作为“幽默”来收藏。用一两句饶有趣味的套装话语来衍生一首诗篇，也居然以这类“雕虫小技”而获得权威评论的捧场并“克隆”出一大堆这种垃圾。
剽窃早已从思维开始，用不着文字对文字；同一类思考，或是被某种理论承认的操作式很迅速地在写诗的队伍中传播。
里尔克的一句：“挺住就是一切”，在中国作为自强不息的广告已滥用了好几年。更有一些读了些西方理论著作的诗人动不动就挪用他们的经典语录来标榜自己学到了皮毛。我常常为此出冷汗，这些弱智狂胆也够份量了，居然不害臊，居然以为自己的聪明可以进京赶考了，居然认为这样一说证明自己达到某种层次？这种掩耳盗铃术也居然用上了，奏效了！
不要多少智性就可以混上“诗人”了，这也是中国人的“夜郎”性格。
一篇正儿八经的诗论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语言从其它著作中抄来，以此证实自己的论点是正确而公平的，或许更多的是论者的懦弱的心理需要名人名言来壮壮胆；因为他的论点总不完全是他的，是从西方名家那里衍生而来的。
如今有这样的字眼很可玩味的，如“接轨”、“举措”、“后极权”、“后什么”……接什么轨？这么怕世界与我们脱离关系和交往？这个世界偌大的一个汉语国家，如果少了中国也叫“全世界”就让他们去叫吧；若说“接轨”，我们早已与世界沟通，只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特别会相互暗杀而已。
中国诗人太穷、太寂寞、太默默无闻、太变态，所以拥挤着争夺功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于是把朝夕相处的人们视为障碍。凡是没有真功底的人都善于弄心机，玩诗以外的东西；玩尽伎俩又怎样呢？西方也同样有垃圾，况且我们舍不得扔的他们扔得更快！
事实上，北岛在西方已经被扔掉，成为一只鞋尸，幸亏这是一只有“文物”意味的鞋。事实上，杨炼若不这样东奔西走的话，他不仅是“易”的问题，而是“飞”的问题；事实上，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不需要面对西方而号称“走向国际”的，这是个很应该坚守的国土，汉语它不仅是符号，它也是诗学意义上的植物；它需要有自己的母土。尽管在中国有种种不顺、不幸以及来自意识形态的压抑；但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种不幸和压抑？受不了？还是别的地方不压抑？
以为自己已经写到了顶峰而去作跨国学者的，想法实在是一代人的幼稚。也是现代汉诗的不幸。所以这个诗国的新生的先锋诗歌真正欠缺的就是那种宁静的使者。
淡泊功名，不是否定功名；不计较命运，是对命运的抵触。我们不可逃避什么，我们只能以此充饥，来健全自我的精神。
我读到三份来自西安的《上升》；我知道他们已经因为我不赞赏（不是反对）搞流派而批判我，二十一岁的李斌把我列入第三代后的诗人群。他还认为我缺少文学常识，那么，我也只能沉默。我认识许多年轻一代的狂热文学的爱好者和写作者，他们并不认为我这人没文学知识，也不认为我有正规的文学基础，我是野生的，没进过什么官方校园，二十几年的野性漂泊和创作体验，总会形成一定的固执见解，我也时时修订自己的思想版本，但不会修改得面目全非。要革命，也要先革自己的命，革得是命运，而不是生命。
个人的激情及冲动不能代替整个诗坛，李斌们也太学一当十了……但他们的建立创作阵地的精神和酷爱汉诗的热忱很了不起的；试想这个时代没有这代人的热血沸沸的精力，似乎是不够理想的，况且他们之中如果真有诗人诞生，这总是一件值得保护或爱惜的事。
但我已经不相信年轻人的山誓海盟了，写诗是个人的事，以什么为事业也是个人行为。我认识许许多多当初一出来就盟誓说，这一辈子与诗结缘，但不到几年就自毁自灭了，灭了后还说了一大堆理由，并讥讽我是：你怎么还写诗呵？！
擦干了鼻涕当起了长者，我不知遭过多少这类人的骂和批判。造我的反，我算什么？一个至今什么也不是的只会生活的人。
玩流派是要有本钱的，这个本钱就是真功夫，这个时代谁能号召谁？你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扎实诗学见解（包括创作群体的实力）谁会来你的旗帜下汇聚。
李斌提出的“上升”是主义，而不是精神，主义是主义，精神是精神，两码事，不能以诗歌在升华的意义来替代主义。原苏联一位科学家写过一本书叫《人之上升》，他的笔调相当出色，诗性很浓，他指出：“在我们的前方是最终将使艺术的表现和科学的解释融为一体的人类的自我认识。”这位后来入籍美国的写科普知识的作家名叫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他的《人之上升》是人类从原始到文明的一种从物质到文明精神的上升。人类是上升的，诗艺也在上升，艺术价值及艺术审美却在因人类上升而上升着。
上升主义不成为流派焦点，故我认为是一种喧哗式的出道方式。另外，李斌说的要玩“现代汉赋”，不知这“现代汉赋”是否有什么当代意义，若有，有没有一种追索过程，一点也没有，提得太早。我读了三期《上升》诗报却没有读出“汉赋”这类东西。我倒记起八十年代的四川几个流派中的几位诗人如欧阳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们写的东西又粘又稠，被徐敬亚称为“现代大赋”。欧阳江河的《悬棺》就是一例，这种东西没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底是没法写出的；他们却没有提出要搞“现代大赋”，他们把它当作诗的一种原始结构，因为当时有说法为“越是原始的越是现代的。”
办一份诗刊是艰难的，树一面旗帜亦难；但想要引导一群诗人就难上难了。所以，我为《上升》出汗。我还是不反对搞具有诗史意义的流派，但对随意杜撰一个名词有些反感。
流派的诞生并非不正常；一代一代要是不愿意踏前人的老路的，于是新衍生派总会从四面八方冒出来，但像能形成“非非”、“整体主义”、“他们”、“海上”等辉煌一时的还算成功，只怕是名不副实。
第三代是泛称流派，是划分的一种。不属严格意义上的流派。而“后现代”也只是自以为的一种现象，也没有真正的这种流派。谁敢号称也够胆大的了。
办一份有气魄的诗报已经属于先锋了，至少敢于打破沉寂，引领新生。先锋诗歌主要是创作而不是说说。
每年我平均要收阅相当量的民间报刊，许多报刊都在仿效“大展”，都以“重磅”、“隆重”推出杰作，但太多的是雷声比雨点大。更有聋子不怕雷的前行者一批批消失在雷声里。
就诗史价值来看至今最有历史影响的还只有“非非”与“他们”，这两个写作群体曾在新诗潮中起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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