喑篱：您好，老兄！您是我印象较深的一位前辈，跟您的缘分得追溯到2008年，那时深圳陷入金融危机恐慌,单位搞了一次生存训练，让大家净身上街卖书，所得款必须如数上交，结果我溜进深圳书城的时候，将卖书款换回了您的《朦胧诗以后》。因此，当天晚上我吃上了馒头咸菜，但别有一番滋味啊（规则要求完成任务的吃肉喝汤，否则吃馒头咸菜）！
刘春：在我的记忆中，存留着很多难忘的故事，与你的戏剧性“神交”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把这件事告诉朋友，朋友恭维我的书写得怎么怎么好，意思是好像是我用自己的文笔深刻地打动了一位远方的读者。我很郑重地告诉他：“你不懂得诗歌这样一种事物对人类内心的浸润。”在我看来，你以及很多读者买了我的书，虽然有喜欢内容的成分，但更大的原因不是因为内容有多么吸引人，而是来源于你内心那份对文学或隐或显的热爱，那份爱让你暂时忘记了饥渴。其实我像你这么年轻时时常这样，在身体和精神都需要解决问题时，我总是宁愿先解决精神这一边。正因为有这样的共识，所以，今天接受你的访谈，我很高兴！
喑篱：当然，我陆续阅读了您的所有作品，包括《博尔赫斯的夜晚》、《或明或暗的关系》、《让时间说话》，以及后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1、2）等，近闻《一个人的诗歌史》（3）也快出版了。能否给大家透露一下？
刘春：在我的随笔和批评类著作中，《朦胧诗以后》和《一个人的诗歌史》应该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特别是前两部《一个人的诗歌史》，除了多次加印，还相继被评为“2010年下半年最受关注的10本人文类图书”、“2010年深圳读书月推荐的百本好书”、“2011年桂林读书月最受读者欢迎的图书”，并登上了一些书店的销售排行榜。现在，《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三部也已经交给出版社，今年秋天会面世。这一部新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与前两部《一个人的诗歌史》的最大不同是，前两部重点写几位著名诗人的诗路历程，第三部涉及面较广，既有20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的诗坛高人，也有90年代引人注目的骁将，还有新世纪异军突起的“70后”新秀。甚至还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我认为，这几个诗人虽然还未获得广泛的名声，但他们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优异，作为一部个人的、“非主流”的诗歌史论著，我应该将这些人容纳进来。
喑篱：大家都知道，除了著作外，您还长期主持诗歌网站“扬子鳄”，并坚持主编“扬子鳄书系”，在诗歌被严重边缘化的今天，您对诗歌勤勤恳恳的作风值得我们晚辈尊敬和学习。
刘春：到今年6月份，“扬子鳄”已经坚持了整整12个年头，与它同时期创办的诗歌类网站和论坛基本上都消失了，它和“诗生活”等少数几家仍然坚持着。10多年前，国内涌现了成千上万个诗歌论坛和网站，那是网络诗歌最为活跃的时候，诗人们在网络上走街串巷，到这家喝喝茶，到那家吵吵架，热闹得不亦乐乎。但“好日子”只维持了三四年，2003年以后，诗歌论坛开始走下坡路，主办者疏于管理（毕竟诗人们都是业余管理，而且这是完全的公益性质，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网民们也渐感疲倦。再后来，随着个人博客和微博的普及，国内最大的诗歌论坛集散地“乐趣园”停摆，诗歌论坛消失的速度加快，剩下来苦苦坚持的那几家也门庭冷落。我觉得，办论坛非常不容易，需要主办者无偿付出，不计收获，如果主办者没有这样的心态，只想当一个“山大王”，圈一块土地让网友们朝拜你，那用不了几天，你就会被抛弃，成为孤家寡人。
喑篱：可近些年，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梨花体”、“羊羔体”、“凤姐体”、“凡客体”等，此起彼伏，真可谓“体体性感，体体哗然，体体魂不附体”。作为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观察者，您对此如何看？它们得以流行的本质是啥？
刘春：其实这“体”那“体”，基本上都是炒作的结果，有的是诗人自己有意炒作，有的是观众的故意推动，但无一例外，最后都成为一个笑话。其实“梨花教母”赵丽华以前写过不少好诗，我曾经为其写过专论。只是现在她的成就被玩笑和谩骂淹没了。还有“羊羔体”的车延高，也是一个认真的诗人，他那首引起争议的“羊羔体”诗歌只是贴在博客上，并没有收录进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中。人们嘲笑他，一来是不了解事件的内情，二来还是源于对官员的不信任，因为车延高是厅局级官员嘛。一些反对车延高的人可能有这样一种心理：官员能写诗就不错了，竟然还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而我不这样认为，车延高的诗歌说实话是不错的，至少不是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最差的。
喑篱：正因为如此，2011年10月，在第三届中国诗歌节上，对写作和生活的态度成为与会诗人、作家和专家关注的焦点。发言中，您提到文坛上发生的一件糗事：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有中国作家贿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这似乎是文学“被式微”的有力佐证，但它似乎更说明了中国当代文人的心灵式微。
刘春：是啊，我不知道外国人是怎么看待“奖”的，我感觉我们中国人对“奖”特别敏感。女人获奖了，可能会被讽刺为“靠身体上位”；官员获奖了，又被指责为“用权力攫取”；商人获奖了，则是“靠钱财开道”。总之，无论谁获奖，都要经过一番质疑，似乎我们天生就不信任任何人。当然，这种质疑也不是坏事，在一些文学类评奖中，的确会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神圣的文学受到了亵渎，也难怪人们心寒。
喑篱：诗歌似乎病入膏肓。时下的年轻作者，他们开口就是波德莱尔、荷尔德林，闭口便是特朗斯特罗姆、阿多诺和策兰等，而往往对国内诗人及作品一知半解，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作为过来人，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阅读经验和心得体会吗？
刘春：新时期以来，中国涌现了很多好诗人，不用说“朦胧诗”的北岛、顾城、多多、舒婷了，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诗歌史难以绕过的神像。在他们之后涌现的诗人，目前也有不少获得了国际上的名声，比如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等人。用我在《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后记里的话说，是“新时期三十年，好诗很多，大诗人呼之欲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呢？我想，问题在于我们对诗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与时代的高速运转，人们无意细心琢磨诗歌的真意有关，也与一些打着“探索”的旗号毁坏诗歌形象的做法有关。你想想，如果一个诗歌爱好者认为中国的诗歌就是“梨花体”和“羊羔体”，他如何不对诗歌失望？他还会有兴趣去阅读一首真正的诗歌吗？
喑篱：提及现当代桂林诗人，似乎最有名望的要数马君武先生。桂林不仅是广西的文化重镇，对于整个西部来说，它都是有“文艺范儿”的，它在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深得外来文化的开放风气，造就了实利重商的文化倾向，同时也不乏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我想这才是桂林最本真的诗意，但它似乎带有那么一丝“势利”。它对您的作品有哪些影响？是广西诗人所应该突围的地方吗？
刘春：桂林是个好地方。无论从环境气候还是从历史人文来说，都是适合于诗歌创作和诗人生活的城市。它偏居岭南，但即使是交通殊为不便的古代，千里跋涉到达桂林的名人也不在少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桂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和文化之都，一个老先生告诉我，那时在桂林生活和工作的文人中，像艾青这个级别的只能算小字辈。作为经济范畴内的“西部”城市，桂林是比较特殊的，它地域虽小，却襟怀开阔，每年都会有无数外地、外国游人到来，这让桂林人的事业越过了“广西”、“南方”甚至“中国”这样的局限，而是俯瞰世界。所以，就像学贯中西的马君武先生一样，当代桂林诗人从不故步自封，对于当前各种创作潮流，他们有很开阔的包容心。而且他们本身也都风格不一，却没有“文人相轻”的怪癖。但正如你所说，桂林乃至广西、全国的诗歌创作都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实利重商的时代，包括文化建设，很多地方也是过分注重文化产业，而轻视了文化事业，对文化事业扶持还有待加强。
虽然我是一个桂林人，但目前而言，我还没有深切感受到桂林文化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我的诗歌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四川，那是一个充满张扬、只能去影响别人而拒绝别人影响的地域。而我把四川诗人的风气带回了桂林，所以，在气质上，我的创作与四川靠得更近。当然，也许桂林山水对我的影响的确存在，只是它不那么明显，或者说是潜移默化地渗入到了我的思维，所以我还没有明确感受到。因此，在我看来，对于桂林乃至中国诗人来说，无所谓“突围”，因为我们一直在尝试。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在这个实利重商的时代把握住内心的方向，直面喧嚣，发出独特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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