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休息日所思》这首诗的时候突然想到了雷蒙德·卡佛，若说卡佛和余怒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恐怕没人会信服的，“评论家讨论我作品的时候经常使用‘极简主义’这个词。但这个标签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对于屡屡被曲解和误会的余怒大概会有雷蒙德·卡佛的这番郁闷。
一般来说，余怒大约是个了无生活趣味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情境，“我在办公室里写诗。”而且，标题和第二行同时也提醒了这是“休息日”。把余怒和卡佛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我想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我的牵强附会，其实，他们都在使用最质朴的日常语言向各色读者传递着文本的信息。显然，他们都缺乏一种能言善辩的能力。问题是，恰恰因为这种拙于言辞的蹊跷，阅读的障碍往往在他们那种不能言传的困境中越陷越深。想来《休息日所思》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这恰恰是我们在余怒的诗里感觉到的卡佛的那种异样，在最平淡无奇的语句里如“一株盆栽植物”，潜伏着惊心动魄的风景。
余怒的短诗本身便拥有自我阐释的自足性，《休息日所思》在他的结尾三行里揭示了关于“生存”和“位置”的耐人寻味的辩证，“回想我这一生，被不同的人或事物打扰，/使我巴望衰老早至，更无意占据/这株植物和这名工人留下的空缺。”实际上他在说，作为普通人，他的于常人无异的生活往往被某些异样的事物搅乱，如办公室里那“一株盆栽植物”，并已经感到自己的生活与看似常态的生活多么格格不入。还是想将余怒和卡佛牵强的联系起来，你会发现，他们无论小说还是诗篇，的确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们，那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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