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汉语诗坛没有权威“立法者”出现
霍俊明 周明全
霍俊明之大名早已仰慕已久，虽在博客上时常有交流，微信圈中也不断有他的大作传播，但直到2014年7月，在阎连科“如何现实，如何主义”研讨会上，我们方得一见，此后，交流日渐深入。2014年10月，俊明到云南参加《滇池》杂志的一个会议，我邀约一帮朋友，把酒言欢，席间，作家甫跃辉不知何故就提起了刚刚离世的、俊明的硕导陈超老师，坐对面的我，一下看到俊明眼泪夺眶而出，我赶紧让众人碰杯。那一刻，让我更加敬重俊明，这样重情义的人，是我最愿意交往的，我也相信，只有那些重情重义的人，才能将文学做好，做漂亮。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诗歌通史》《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隔窗取火》《从“广场”到“地方”》（上下册）。诗集《红色末班车》、《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分卷主编、主编《诗坛的引渡者》、《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选》等。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及随笔500余篇。曾获得“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艺术奖评论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新死亡诗派年度诗集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首届德令哈全国海子青年诗歌奖等。
有点“怪癖”才可能把诗歌研究做到位
周明全：兄现在大名鼎鼎，但对你的求学经历，似乎还有很多人不知，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霍俊明：一切都是虚名和浮尘。
现在，翻开我的求学档案！
小学一到四年级在村里的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在隔壁村张庄子中心小学。那时上学都是徒步。1988年考上县城的重点中学，第一次出门住宿，那时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高中就不说了，那时整个校园都是随处可见的暴力斗殴场面，临毕业前喜欢上了一个同班女生。1996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以优秀生（那时中文系168个人，一届只有四名优秀生）的身份到老家一个镇上高中当语文老师，期间诸多挫折辛苦就不提了。那时是实行分配，自己没有任何选择权，我又没有资本去走后门蝇营狗苟。
一个无比平常的黄昏，我对着办公室门外的巨大绒花树发呆。后来，这棵树被推土机给铲除了。那天，我下了一个决定，不能在这里混一辈子。1999年秋天顶着种种压力和学校领导的反对，我毅然停薪留职去河北师范大学准备考研。2000年我以初试和复试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北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那时还有一个黑色插曲。我的入学通知书迟迟没有收到，那时没有手机，连最实行的BP机也买不起，家里也没有固定电话。一天学校快下班时，教导处接到一个电话说找我，我当时又不在学校，刚好我爱人从教导处经过接到了这个对我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电话。原来河北师大早就下了调档案的函给我所在县教育局。可是河北师大一直没收到档案。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一辆三轮车直奔县城教育局，一路上简直是惊险之极。到了教育局档案处，我强压怒火对工作人员直截了当说明来意。我半带威胁地说，如果我入不了学这个责任你们全部负责。最后拿到档案，厚厚的一摞。按照当时规定本人是不能见档案的。当时河北师大研究生处破例让我带着档案去石家庄，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了。连夜坐上唐山开往石家庄的火车，车速慢，人又多，我挤到火车过道上。我有时不得不到火车的车厢接缝处，窗外是黑夜中依稀闪现的灯火。上研究生时导师就是我心仪已久的著名先锋诗论家陈超先生。他是河北师大的一个传奇，甚至是一个神话。可以说，陈超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启蒙老师。2002年夏天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到秦皇岛的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开始给中文系本科生上中国当代文学史和诗歌课。2003年研究生毕业前夕，一直犹豫于是工作还是考博，因为那时家里急需要我挣钱养家糊口，孩子已经五岁。最终咬咬牙，考博。在2003年愚人节，从北京考完试回河北的火车上，我听到了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也看到火车上有很多人已经戴上了口罩——那时还不知道一场突如其来甚与猛虎的SARS即将到来。最终我被南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同时录取，我也在如何选择上有些不知所措。最终，能够投到吴思敬老师门下确实得力于陈超老师的指引。一个夜晚，陈超老师对我说，“俊明，既然走上了诗歌的道路就接着走下去吧！”我想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我在2003年夏天来到北京，穿过嘈杂的校园和吴思敬老师见面的时候，在泡桐树的巨大的浓荫下我看到他慈祥宽蔼的神情，我也找到了自己的诗歌和批评之路。而今位于北京西三环北路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西北角位置的四层白色楼房——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已经成了一个诗歌“圣地”。如今，“吴门弟子”已经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我为自己成为其中一员而自豪。我曾经在一次乘着酒兴对吴思敬先生袒露心声，说能够成为他的学生绝对是最正确的一次选择。如今吴思敬老师已经不再带新的研究生了，这让很多心仪诗歌批评的人心存遗憾。有很多人惊讶我选择了两位中国诗歌界最具重要性的诗歌批评大家，硕导陈超，博导吴思敬。这确实是我莫大的荣幸。2006年博士毕业到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工作，与王家新有过短暂的同事之缘。他一年后调入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6月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李怡老师读博士后。2013年初春调入中国作协工作至今。
周明全：现如今见人介绍，总不免说：“我是某某人的学生”之类。我知道兄师承著名诗歌批评家、诗人陈超，想请你谈谈，陈超对你的影响？在你的诗歌研究道路上，哪些前辈的思想和探索给予你深刻的启迪？
霍俊明：在我的诗歌研究道路上，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硕导陈超老师和博导吴思敬先生。
2014年10月30。这一天的黄昏我终于编完了年度诗歌评论选的书稿。在将年选目录抄写下来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精力将它们输入电脑。这个晚上，在北三环附近的一个酒馆我和友人吃饭。他们到的很迟。甫一进来，刚刚倒得满满一大玻璃杯子的白酒猝然摔落地上。实际上，我们都觉得这也不奇怪，但是满地的酒味让我们多少有些不安。夜深了，大家散去。我却不知何故久久徘徊在北京的大街上。实际上很多年来我醉酒后都是在深夜的大街上独自游荡。越是到了秋天，我越是被一种悲凉而又明亮的氛围所笼罩，而怀念则成了我夜晚遥想的最好方式。几乎每次夜深静寂的时候我都会拨通您的电话。无知的我不会想到我是如此莽撞和无礼，而且一次又一次。每次您都劝慰我，“俊明，少喝点酒啊！”10月31日凌晨，陈超老师的猝然离去让我一直难以自拔。在去石家庄的路上，那么多的陌生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无故的垂泪。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今天为什么急急赶路。告诉你们吧！我从此每天都会走在这条通往石家庄的路上。那里如今因为一个人的离去，已经矗立起一座诗歌精神的灯塔。它的亮光能够穿越二十一世纪雾霾滚滚的城市，能够穿透我俗世中昏昏不已的内心。从此以后，尘世再无先生！可是，您的诗歌和评论必将存留下来。多年前那个夏日，是陈超无私而热情地领我走进诗歌的门槛。陈超是我的授业恩师，也是我的兄长，也是忘年之交的好友。甚至在很多公开和私下场合您称我为哥们儿。这也是在2000级硕士研究生中我年龄最小、阅世最浅却傻傻地称“师母”为“嫂子”的原因。我的师姐都很不解，当然也很羡慕。
如今我正在编先生的诗集，也在着手写作关于他的评传。我知道老师希望我来完成什么。陈超曾鼓励和“教唆”我——“研究诗歌的人，除去刻苦的知识积累和良好的理论训练外，他还一定要真正热爱诗歌，且要有足够的感受力和穿透力的天赋，包括一点“怪癖”，才可能把这件事做到位，做到底”。这种“怪癖”我想更大程度上是我太过于“真实”和“较劲”，或者有点“一根筋”的“天真”。在交朋友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选择性的，甚至几近于苛刻，当然这导致我的朋友不多，但能够成为我朋友的都是铁哥们了（包括一些异性）。在对待事物尤其是诗歌的态度上我仍然难以宽容，对于一些品质有问题的人写的诗歌我还是嗤之以鼻——尽管坏蛋也可以写出好诗。有一个在北京的四川诗人要在北京某胡同搞活动邀请我，我断然拒绝。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太坏了。动不动就搞一些大肆炒作又莫名其妙的活动，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炒作别人和自我炒作。反过来，我喜欢的人我可以为他做牛做马，我可以在暴风雪的夜晚去车站接他（她）；对我痛恨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学着去原谅。这可能就是白羊座的性格。
对人和事如此分明的态度还体现在我对喝酒的态度上。
在北京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吴思敬先生。他像一位慈父，但更是我最知心的忘年交。我曾一次次走上西三环西侧的满是泡桐树的街道，穿过校园去看望吴思敬老师还有我的师母。更多的时候都是老师在我灰心和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有时候我和吴老师一起外出开会，我都格外珍惜。能够与他在山水间谈论诗歌，谈论往事，谈论做人真的是一种沐浴春风的享受。每当和吴老师爬上一座座山峰时，在巨大山风的吹拂中，我能够在他的身影中看到中国诗歌的往事，看到难忘的强大的诗歌记忆。
十几年来诗歌进入了正常的写作时期
周明全：近年来，在诗歌批评界，应该说，兄恐怕是“70后”诗歌批评家中名声最响、著述最丰、研究和批评最为勤奋活跃的一位。同时，阅读你的《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研究》《尴尬的一代》《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无能的右手》等著作，都能感知到你对当代诗歌全景式爬梳的审查格局，你几乎就在对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进行地毯式的扫描，提出了相当多的具有批评前瞻性、导向性的诗歌命题。这令我想起前些年在诗歌界展开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是否已经具备独立品性的讨论，郑敏老先生的发言似乎余力还在。我想请兄谈谈，在西方现代诗歌的强大背景下，20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是否已经具备独立品性？依你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瞻望，你对新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态势，持怎样的姿态？
霍俊明：汉语新诗确实曾一度站在西方诗歌资源的巨大阴影之下，其中喜忧参半。如今，新诗的独立品性越来越多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曾走过那么多的弯路，一次次被运动和活动搞得面目全非。也就是说，诗歌一次次偏离了本体自身。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和无端指责。这就是诗人的“原罪”。社会事件、爆点噱头、娱乐事件、“不良”诗歌的新闻炒作都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公信力。从“诗人的诗”及其场域来看，我们现在一方面有的是“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诗集(包括各种民间出版物)、诗选、诗歌类报刊的出版，诗歌朗诵会、大型诗歌节、小团体沙龙、跨界诗歌的公益活动以及采风、研讨、颁奖等形形色色活动的频繁举办；另一方面却是诗歌刊物的销量不断走低，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自我窄化”的诸多不满以及“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质疑之声犹在耳边。“大众”和公共媒体以及自媒体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能正是中国目前诗歌的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甚至这份悲哀来得让人无言以对。
我认为新世纪的诗歌十几年来已经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写作时期，当然也不排除里面有不少的策略性活动和诗歌之外的噱头。2000年以来的十年，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似乎更为自由、开放和“个人”，尤其是网络平台和博客（微博）的发展，诗歌写作已经达到了空前的个人化、自由化和技术化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各种诗歌活动、诗歌奖、办刊办报似乎都空前活跃和繁荣。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十年来的诗歌写作一定程度上带有显豁的以消费和娱乐为主导精神倾向，这也随之产生了不小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在看似自由、多元的写作路径上仍然难以摆脱国家话语、主流诗歌导向以及诗歌伦理的规范，比如新乡土诗歌（新农村诗歌）、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抗震诗潮等等。
而诗歌无论如何发展，我持有的一个最终的态度或者尺度来说就是“诗”与“真”的关系。梁宗岱以及我的老师陈超都曾详尽论述过这个诗学命题。在我看来新诗发展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在我看来“诗”与“真”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互激发、平衡、吸引和彼此发现。这种“真”既应该是“诗性的”又应该是“历史性”的，是“美学”和“见证”的互补。新诗之“真”不仅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有关，而且也与语言修辞能力带来的深度“可信感”有关。而无论是任何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历史不会收割一切！稗草只能成为灰烬。
周明全：兄更愿意别人称呼你诗人还是评论家？和兄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有两个彼此关联的印象：一，你是一个性情中人，感情充沛敏感也脆弱。二，你真诚得可爱，一边说着不喝酒，一边随着情绪的潮涨一杯接一杯的下肚。让自己“痛并快乐着”。我一直支持古人“文如其人”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性情和他的文章趣味是连体的。我读你的批评也是觉得非常有个性特征，尤其喜欢看你论著的前言后语。呵呵！说到这里，我心里立刻响起一个颇为严厉的声音：“研究要客观！”但到底有多少人喜欢那些格式规范却又冷冰冰的话语方式！批评、或是研究能不能有个人趣味，是否还讲究文章之道，我想请你谈谈你的想法。
霍俊明：我几乎在很多场合滴酒不沾，但我也会连续几天喝倒在酒桌上。我每年为数不多的喝酒都是因为最好的朋友，包括我的导师陈超、吴思敬以及我的一些诗友。我不善酒量，但有时候属于酒胆惊人和临场发挥那一拨儿。我一喝酒就上脸，满脸通红。但我想那时的我是最真实的。
我曾在一份简历中排序如下：诗人、诗评家、博士。这一排序显然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决定，与公众意志没有任何关系。博士排在三者的最后是因为在我看来博士更像是一种身份和知识的尺度，同时更是稻梁谋的手段，所以它在今天显得过于普通和功利化了，所以我把它排在最后一位。而之所以将诗人放在第一位显然表达了我对“诗人”的绝对尊重，还有我对自己诗歌写作和批评的认识。显然我的诗歌写作是业余的，和那些具有多重才华和重要性的写诗者相比较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我想诗歌写作对于我诗歌批评意味着什么。很多的批评家的文字自身非常苦涩乏味，成了学究和掉书袋，而我更想做到批评文字的准确、生动和个人化，这可能也得到了一部分诗人和批评家的认可。而这种行文的激情、生动、尖锐和个人化正是来自于诗歌写作时对语言能力的控制与提高。批评和写作一样都有自身的命运，而“诗人批评家”这是我一生都必要要追寻的。
乔治·斯坦纳曾不无悲观地指认“文学批评”往往是短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的著述生命有限，难以长久流传……大多数研究著述属于过眼云烟、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文章尤其如此。在鉴赏情趣、评价标准和使用术语进行辩论的历史上，这样的文学研究著述或多或少代表某个具体的时段。不用多久，它们有的在繁冗的脚注中找到了葬身之所，有的呆在图书馆书架上悄无声息地搜集尘埃。”艾略特将批评家分为四类，而他最为倾心的就是“诗人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的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对于我来说，近年来我越来越反感于“掉书袋”和“理论癖”的批评方式。如果说把批评也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文体，那么“诗人批评家”就是最理想的了。因为这种特殊性的“价值”来自于诗性直觉、会心而精准地对诗歌这一特殊文体语言特质的感受力以及诗性的持续发现能力。“诗人批评家”使得直觉和学养获得平衡，感性和理性达成一致，在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之间不断交互、往返和互相求证。这必然是一个“双手”写作的人。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的有效性。严谨、精密、深入、尖锐的理论思辨能力与会心、精妙的感受力和细读能力的完美结合使得陈超的诗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阅读的欢欣。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诗人批评家”中的一员。在2006年写作《尴尬的一代》时，我就有意尝试这种“诗人批评”的写作方式。这本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酣畅的散文化的、“激情”化的言说方式。据说有一个70后女性诗人是用一个晚上读完整本书的，当时她正发着高烧，可她后来说拿起这本书之后就不想让再放下了，她觉得书中燃烧的情绪让她体会到久违的文学批评的热度和体温，同时也因为一代人的共同情感、体验甚至是写作生活让她重新在往日和现实中获得了感动。
周明全：学界赞誉你为“1990年代后期以来自由批评家和个人批评家的代表”，对此殊荣，你有何感想？
霍俊明：这可能更多是一种责任。这个说法至今对于我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因为我们的评论工作永远不会那么单纯、自由、独立和纯粹。但是我深深体味这句话背后的诸多含义。与所谓的自由批评家和个人批评家相对应，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一直处于所谓“体制”“文学史话语”“学院”和“伪知识分子”的大而无当的体系之中。看看那些各级学报上发表的那些毫无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的“论文”，真正的批评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会为此甚为不屑和不耻。尽管我身处学院多年，但是一直对一味“知识化”“学理化”“体制化”“掉书袋式”、“贩卖式”的没有温度、性情和见识的“学院派批评”不屑一顾。尤其是对一些毫无趣味性可言的体大虑周掉书袋式的的学院派和高头讲章式的唯理论和体系为是（甚至某些时期还充当了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帮凶与工具）的诗歌研究我一直保持着警惕和省察。由此，我一直倾心于自由本真心灵诉说和谛听式的体验式批评。
周明全：李敬泽评价你的《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这注定是困难的思想之旅：澄清诗歌，同时照亮现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打动我的还不是你梳理出的新世纪诗歌的诸般命题，而是作为一个诗歌职业化的热爱者和审察者对诗歌的深重情怀，我时常看见你的“一往情深”，你的“恨铁不成钢”，你的“痛不欲生”。这是你的诗歌批评最吸引我的地方，其次才是你对现象的敏锐和对文本细究的准确。一个词老是浮现：忧患。看得出来，你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乃至文学和我们时代精神的现状，是忧虑重重的，你怎么看待今天的诗歌创作与时代现实的关系？
霍俊明：不只是忧患，忧患肯定是有的。在被指认为文学和精神碎片化的年代，一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也就是在热闹纷杂的诗歌现场，在缺乏共识和公信力的年代，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如何能够最大程度上对自我、公众和社会发声呢？这个追问伴随了我多年。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惠特曼当年的诗句——“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繁华的城市却充斥着愚昧”。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了挑战。深入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种种切实问题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引领诗歌写作的先声，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价值和诗学建设性。米沃什对二十世纪的西方诗人就批评过他们缺乏写作的“真实感”，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仍然是有力的提请。所以，文学没有进化论，有的只是老调重弹却时时凑效。“诗歌与现实”这一话题的讨论仍将持续。诗人如何在场而又离场，如何本土而又世界？诗歌不能硬性而直接地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发生关系，而应该保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对写作和评论的“现实性”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写作的现实性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关注新近诗歌写作与现实关系的同时，诗歌理论和批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诗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如何能够取得公信力和大众共识度的问题。大众共享的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新闻和社会现实无时不以直播的方式在第一时间新鲜出炉。每个人面对的都是同一化的新闻热点和社会焦点，每一个人都在一瞬间就通过屏幕了解了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新闻化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同一化思维方式，每个人在新闻和现实面前都患上了集体盲从症。新闻化现实自身的戏剧性、不可思议性已经完全超出了写作者对现实理解的极限，现实的新奇也已然超出了写作者的想象能力。由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对新闻和现实的“仿真性”写作。如此平庸、肤浅、廉价的现实化写作怎么能够打动他人？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中现实的难度，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来自于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了“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在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中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的现实和文本的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我更认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
指认一首诗的优劣，评价一个诗人的好坏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不要充当廉价的支持者或反对方，而应该去关注现象、问题背后的认知和评价机制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众效力？更多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将一首诗和一位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