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首先祝贺你荣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启明星奖”——这一由国内十五位有影响的诗评家选出来的重要“民间”诗歌奖，那么你如何看待这次获奖？它与你以往所获得的诗歌奖项是否有不同之处？
西 川：尽管我获得过一些重要的奖项，但我不是一个为获奖而写作的人。有时我强烈地感到在我的写作和我所获得的奖项之间存在着某种误会或错位。但我对所有认真对待我的写作的人都心存感激。这一次，我要尤其感谢各位评委，因为在评委中有一些是我私心相当敬慕的人。我在乎他们的看法胜过许多人的看法。我珍惜他们对我的友谊，我希望自己配得上他们对我的友谊。不过，这个奖带上了“国际”两个字，有点让我受宠若惊。此外，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颗“启明星”。启明星不也是长庚星吗？
霍俊明：你曾经说过“一个诗人惧怕的就是一生写不出与时代相称的作品”，那么你所指涉的这种与时代相称的诗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面貌？
西 川：我的意思是说，衡量一首诗的好坏，除了有诗歌本身的指标，还有时代的指标。但我没有说诗歌或文学作品必须反映时代生活，我说的是“对称”。这种“对称”有时是契合对称，有时是反向对称。诗歌语言的丰富性不该亚于时代生活的丰富性，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不该比时代生活更浅薄，诗歌的强度、硬度、重量、轻盈、灵活性等，应该至少不会被时代生活所嘲笑，诗歌的想象力应该有助于时代的想象力，诗歌描述的准确性应该让时代吃惊。“时代”是一个大词，“时代”可以被压缩成我们的“经验”，而“经验”是被我们生命写成的。因此，诗歌不仅要与我们的时代相对称，还要与我们的生命相对称。
霍俊明：目前关于新诗传统的争议已经引起了广泛争论，你对此怎么看？
西 川：你所说的争议我在杂志上看到一些，但基本上引不起我的兴趣。每一个有段位的诗人都有他的传统，当然这是指的个人传统。说到公共的文化传统，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视野太窄，总想在今日诗歌写作和过去诗歌写作之间找到某种联系，而没有想到在今日的诗歌写作和整个过去的文化创造之间建立起联系。为什么不去寻找一些诗歌和志怪小说、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就非得走李白和杜甫的路（尽管不是不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能给“诗歌”重新下定义？在五四时期的诗歌方面，我只认鲁迅的《野草》，谁要说我和徐志摩有什么联系等于是在骂我。我们不可能把我们反对的和瞧不起的东西拿来当我们的传统。当我们说某些东西具有历史价值时并不等于我们承认它们同时必然具有文学价值。我相信我有广阔的文学传统和非文学传统，但不一定是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传统。我想，当我们今天谈论传统时，我们是怀着某种身份焦虑的。这种身份焦虑来自于我们对身份的不自信和创造力的不足。另外，谈论传统的潜台词是为当下写作立规矩，而立规矩的事历来都是由沈约那样的人来做的。
霍俊明：在你的诗歌文本中，尤其是80年代，你的诗呈现出高古，德性，宽怀，精审和节制，有一种向上的、升华的、带有“怀旧”特征的总体意绪。你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带有特殊性的写作？
西 川：我希望这个奖不是奖给我80年代的写作。我依然能够欣赏高古、德性、宽怀、精审和节制，但我改变写作路数已有十余年，我想这十余年我还不至于白干了。有点邪门，我的外国诗人朋友、学者朋友（并不太多）都认真对待我现在的写作，而我在国内的读者大多记得我早年的作品，他们可能有点跟不上我。《西川的诗》那本书令我颇为尴尬，那是为我赢得鲁迅文学奖的书，但却是一本完全没有反映出我现在的精神取向的书。我的另一本诗集《大意如此》发行量有限，卖完之后出版社出于不便说明的原因没有加印。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现在的写作一直不太为人所知。
霍俊明：很明显，你的诗歌资源一定程度上来自但丁、荷马、歌德、布莱克、庞德、聂鲁达和博尔赫斯等。那么中国传统诗学或者五四以降的新诗传统对你又有何影响？你的诗歌写作和传统存在着怎样的共生关系？
西 川：我不知道为什么批评家们都那么有把握指出我和某某诗人的关系。在你所开列的这些诗人中，我和荷马没什么关系。按照考古学家谢里曼的说法，荷马不过是一个战地记者。但丁和歌德是我尊敬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受过他们致命的影响。我写过关于但丁的文章，那是因为每一位诗人都应该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对歌德略有微词，见我的《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诗歌卷》（广西教育，2001）。与其说我对但丁、歌德怀有亲切感，不如说我对莎士比亚怀有亲切感。《李尔王》、《麦克白斯》、《雅典的泰门》、《哈姆雷特》、《温莎的风流娘们》等，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东西。我对布莱克系统的诗人很有好感，庞德属于这个系统，尼采也属于这个系统，而博尔赫斯对这个传统有修正意义。聂鲁达是一位了不起的抒情诗人，但我认为抒情诗有其不足。我曾经在回答意大利汉学家米娜提问中提到过一些给我带来启发的人（见西渡编的《先锋诗歌档案》，2004），包括历史学家、画家、学者、思想家，当然也有作家和诗人。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我以个人的原因热爱一些听起来像老生常谈的诗人。因为我已经多次谈到他们，在此我就不重复了。我最近重读的诗人是陶渊明，是写《形影神》的陶渊明。为什么不谈谈我和笔记文的关系、我和古代寓言的关系？我把中国古代的正史、笔记文、赋、书札等都看作诗歌。至于我对五四以降新诗的看法你从我对你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就能猜出一二。
霍俊明：你说“对于我，诗歌应当面对自然，人是自然的回声，以自然的伟大而伟大。”你的诗歌写作与自然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否与传统诗歌中的“物我合一”存在着差异性？
西 川：我说的自然是包括了肮脏、残酷、严峻、斗争的自然，不是公园里的自然，不是供我们把玩的自然，不是为了印证我们审美小情趣而存在的自然，是大于我们的自然。
霍俊明：先锋诗评家陈超说你是“老式的吹号天使形象”，你在何种程度上理解这句话？
西 川：陈超不仅说我是“老式吹号天使”，他还说了些别的。他了解我的写作，正如我也多少了解他的写作。我曾经说过，本来我想成圣，没想到却成了精。另外，现在当我说到上帝时，为了审美的需要，我可能说的是太平天国的上帝。
霍俊明：90年代诗歌存在转向问题，在这种时代的强行转换中，你的诗歌写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中是否浸染着蒙面人般的怀疑论者的姿态？
西 川：在90年代发生了转向的诗人中，我是最早的一个。从96年开始，不断有人想革我的命，但他们动手晚了，因为我在几年前已经革了自己的命。我在其他访谈中已经反复谈到过我的变化（包括1999年第一期《湖南文学》上我对简宁提问的回答和我对米娜提问的回答），我在这里就不没完没了地重复了。可以重申的一点是，我越来越觉得，写不写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并不重要，重要的诗写得像庞德、博尔赫斯、瓦雷里、里尔克、聂鲁达、普拉斯、佛罗斯特、金斯伯格、阿胥伯莱、布罗茨基、西内、拉金、帕斯捷尔纳克等等，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写出自己的东西，具有原创性，但这困难。
霍俊明：你是否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诗人”？
西 川：我主要是在80年代意义上说到“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词对我有道德含义。我从最严格的定义看待“知识分子”这个词。“知识分子”的反义词是流氓阿飞、市井无赖、强权、蒙昧主义。当一个“知识分子诗人”并没有什么不好。当一个诗人写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得不变成一个知识分子，否则他无法超越自身。在当今社会，当一个诗人而不站在知识分子一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个知识分子不站在公众情感一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有了“知识分子”一词，它使我们不再只能愚蠢地使用“贵族”和“平民”的二分法，并且它推出了强有力的对立面，这是它对97年以后的“民间”的贡献。但是说到底，“知识分子诗人”的说法并不能使我满足。我想我是个吸血鬼，我不仅吸“知识分子”的血，我也吸“民间”的血。我要提醒智力上弱不禁风的诗人们：请离我远一点。
霍俊明：你的诗歌和随笔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西 川：有些东西适合写成诗歌，有些东西适合写成随笔，有些东西适合写成诗歌和随笔之间的东西。写随笔一般我是要解决某个问题，写诗歌我是要把不成问题的东西弄成一个问题。
霍俊明：你认为在非诗的时代，诗人应该怎样“深入当代”？
西 川：所谓“非诗的时代”就是非传统诗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哪个时代不是“非诗的时代”。但是对于敢于给诗歌重新下定义的诗人来说，对于有能力发现是诗意的诗人来说，任何时代都有其诗意。“当代”是一个难啃的东西。对某些人来说，“当代”就是日常生活。但对我来讲，日常生活必须被纳入历史生活来处理，而历史生活必须找到个人化的表述途径。
霍俊明：如果说你曾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第三代”诗人写作的反拨，那么你在90年代中期的一次访谈中强调“打开了语言大门的诗歌是人道的诗歌、容留的诗歌、不洁的诗歌，是偏离诗歌的诗歌，”——这怎么讲？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如果这是一种对诗歌功能认识的改变，使什么促成了这种改变？
西 川：“新古典”和“偏离诗歌的诗歌”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反对愚蠢的诗歌写作。我不能容忍诗人的愚蠢，因为诗人愚蠢起来比任何人都更要不得。当然在“新古典”和“偏离诗歌的诗歌”之间存在着转变。造成这种转变的是我不便说明的历史的转变和个人生活的转变。我通常把我的转变归因于海子、骆一禾的死，因为这是我最便于说的事。姜涛写过一篇很好的论文，名为《“混杂”的语言：诗歌批评的社会学可能——以西川<致敬>为分析个案》。他委婉说出了一些我不便说出的话。
霍俊明：你是否认为诗歌应该类似于灵魂的宗教，是对另一个世界的揭示和重新发现？
西 川：说到灵魂就会说到宗教，但是现在，我不想让“宗教”这个词过于基督教化。我对一切宗教都感兴趣，或者说我对一切形而上问题都感兴趣。对我来说，灵魂是一个与自我有关的问题。在自我建立之前，我们需要建立自我。但在自我建立之后，我们会发现所谓“自我”可能是一个虚构出来的问题。在一个人身上可能会共时存在着几个相互矛盾的“我”。所以在“我和你”、“我和他”之外，我很得意地发现了“我和我”的关系。诗歌绕不开“我和我”的关系。诗歌通过揭示“我和我”而揭示这个世界，重新发现这个世界，至于它能否揭示另一个世界全看它的运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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