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单单，这个家伙，短短的几年写诗都“写疯”啦！
我这样说在于他不仅写作越来越放得开，不畏手畏脚，而且还在于不断生长出来的诗歌气象。连一向牛得不行的雷平阳都对“云南后生”王单单另眼相看。当然，作为云南诗人雷平阳对王单单的诗歌是曾有过影响的。比如雷平阳《祭父帖》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写什么什么帖之类的，甚至更为搞笑的是我看到一个女诗人的诗集里所有的“帖”都被弄成了“贴”。王单单也写了《书房帖》还有《祭父稿》这样的诗。帖不帖的都不重要，关键是真实的自己在发声。
王单单的“疯狂”是有根基和底气的。一定程度上我喜欢那些具有特殊癖性的诗人。这种癖性不是作怪、作秀、伪装和打扮，而是从本真的生命状态中生发出来的。这是生命力的真实的癖性，我喜欢。王单单身体生猛，年轻气盛，浑身在冬天都冒着力比多的热气。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自画像》：大地上漫游，写诗，喝酒，做梦。扁鼻子、平额，一颗凸起参差的虎牙，身材矮小，偶尔假笑、痴笑、癫狂、自言自语。
在2012年秋天云南蒙自的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王单单。此前有几个云南人对我说一个叫王单单的镇雄诗人横空出世。那时我还不太相信，最多是看作本地诗人的互相吆喝。也是在滇南的夜色和秋雨里，我完整地读完了王单单参加青春诗会的组诗和长诗。我记住了那个地方——官抵坎。来自于阅读的信任是可靠的，起码在那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确实有潜力的青年诗人。一见面，我就觉得王单单这个来自大山的家伙一脸坏笑嘻嘻哈哈，但是还惹人喜欢，起码不讨厌。我当了他的指导教师后，他一口一个地叫霍老师我也很受用。而我最认可的是在谈论诗歌的时候王单单的严肃、认真，接受批评。这也是他对诗歌极其认真尊敬的态度使得他在同龄人中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深层原因。在碧色寨的漫天风雨和泥泞的山间路上王单单等几个八零后第一拨到达终点。年轻就是资本。此后我与王单单还在云南和武夷山见过几次面，每次他都以威胁的口气我让我喝酒。甚至在昆明的时候，那一次雷平阳外出，王单单眯缝着小眼睛坏笑着对我说，“雷老师给我一个眼神我就能让你喝趴下。”这个家伙，居然敢造老师的反？
我曾在福建的南平大山深处对王单单说，写诗一定要沉住气，你有那么多可以抒写的故乡和痛苦作为精神资源，你应该多写写组诗，不要感觉来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说实话要建立自己的精神谱系，这个很难。王单单点头称是，然后健步赶上前面来自台湾的女孩，热情有加，不知道是在谈诗还是在谈生活或是其他。在福州和武夷山的两岸青年诗人朗诵会上王单单读了一首诗，里面用了大量的成语和古诗里的名句。他从舞台上下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写，他说这样显得有文化。我说诗歌不是知识，你不知道“诗有别才”“诗有别趣”这一古训吗？他就在那嘿嘿笑。
我喜欢生活中兴冲冲的王单单。我不断看到他举着大碗喝酒，在滇池边扛着自行车秀肌肉的照片。有一次王单单搞怪把额前的一撮头发用发胶粘着立起来，像极了当年的铁臂阿童木。
当然，我更喜欢写作中能够抛去戾气和冲动的王单单。
拉杂这么多闲话，该说说写诗的王单单了。
王单单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和重叠“上凹村”、“官抵坎”、“仙水窝凼””。这是一个制作“乡村遗像”的人。乡村的“病灶”如今正在大面积发作。他在滇黔“边地”特殊环境下所塑造的某种躁烈甚至暴动性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象在语言和修辞上迫不及待地迸发出来。他的灼烧、隐痛、荒诞、分裂、叫嚷还有沉默似乎与这个时代达成了空前紧张的关系。他个性化的语言方式所达成的“精神现实”使得这个时代带有了诡谲和不可思议的寓言化特征。而对于王单单这样的年轻诗人而言，如何在维持诗歌本体并进一步拓展自我精神的同时避免过于明显和直接的“底层”写作伦理和道德化倾向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写作者的现实热望使得近年来的底层写作、打工写作、贱民写作和新乡土写作以“非虚构”的方式成为主流的文学趣味。这或者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用社会学僭越文学，伦理超越美学。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诗人必须具有发现性！诗必须站在生活面前！自媒体焦点社会现象背后的诸多关联性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现实和文本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我更认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现实”从来都不是虚空无着的，这一切都最终要在语言中现身矗立。尤其是王单单一系列写作“父亲”（比如《祭父稿》《遗像制作》《病父记》《父亲的外套》《一封信》《堆父亲》《自白书》）和“母亲”的诗，不仅与个体和家族有关，而且在我看来更与想象性的乡野历史和现实有关。可以说，王单单通过“父亲”“母亲”的“寓言”重新发现、提升甚至再造了“现实”。“寓言”从来都不是与“现实”无关的“故事”和“道德说教”的寄生物。
而几年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王单单迅速穿越了每一个人写作的“黑暗期”。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诗歌写作证明没有滥用“身份”“生活”“底层”“乡土”和“苦难”“贫穷”的权利，而是愈益成熟和老辣地将这一切转换为诗歌中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现实”。由此，我喜欢王单单这种“介入”和“疑问”同在的写作方式，而不是对现实生活表层的日常性仿写。他能够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这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没有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
我一直关心当下中国诗人的“形象”——通过语言现实构建起来的精神形象。那么，王单单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我看到的是在黄昏暮晚，一个小伙子坐在镇雄的山冈上。头发被吹乱，眼神坚定又有些茫然，牛仔裤在攀爬过程中已经磨出了破洞。一个巨大的悖论是一个身处故乡的人却时时寻找故乡。这是一个必然因多痛多思而“精神失眠”的“寻魂”人。当他独自在山冈说出“晚安，镇雄”的时候一颗青春的灵魂却难以安枕。这与当年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语气多少有些相似，温暖的表象背后却是巨大的悲怆。值得注意的是王单单诗歌中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与“自我”和“故地”相对的各种“异质性”的现代性空间在文本中不断叠加，甚至最终使人有些窒息得难以承受，“生于一九八二年，破折号指向未知/ 按照先后顺序，我走过A 社、B 镇、C 县、D 市 / E 省。壮志未酬，只能回到F 村、G 镇、H县等地 /安身立命。”。这些空间的相互交错和特殊关系就形成了诗人的存在体验和想象视域。有时候王单单有意把“一个人”置放在具有原生性的大山、大原和大河深处，即使有莫名的孤独但也着实来的自在。草木之心，乡野之心，孤佛之心，正与这滇东北的山川草木相应而生。
王单单这种“痛感”式的写作在新世纪以来的诗坛并不乏见，甚至一度成为伦理化的写作热潮。多年前我也曾经说过诗歌绝不只是痛苦和眼泪，这种廉价的道德判断所产生的力量还不如直接贴小广告、写举报信或直接揍坏人一顿更来得痛快直接。因为，最终必然是诗歌自己在说话。王单单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诗确实有强烈地对城市化和现代性的尖利批判，在镇雄的黄昏、夜晚和凌晨他不断对那些现代性的幽灵报以不满和疑问。但是，只有当这种道德化的判断更为无痕迹地化在诗歌中的时候，这才是王单单的意义。就着诗歌写作的道德判断和“乡愁”伦理我想强调的是王单单的诗尽管有此倾向但却没有由此形成“素材洁癖”和“修辞道德感”。这个非常重要。进一步说王单单的诗是比较开阔的，即使在处理道德判断素材时也能呈现复杂性，而非把自己扮演成乡村的代言人和城市的掘墓者、送葬人。这不是单一美化，也不全是揭批痼疾，而是尽力作为一种还原的方式。也就是，王单单处于那样的地理文化空间和精神命运他只能写这样的诗。实际上诗歌作为一种较劲、批判和还原还不够，诗歌必须具有“发现性”和“创设性”。我对王单单最满意的也是他一些诗歌中的这种“发现性”。由此，诗歌对于王单单来说更像是一次次“冲洗”。它拂去尘土和工业粉尘让人们重新看看那些被抛弃、掩埋、遗落和破碎的东西。我也希望这种发现性成为王单单写作的一个责任——诗人的责任、语言的责任。这才真正回到了那句古话“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年轻诗人可以生猛百无禁忌写作但是千万不能世故油滑。王单单有时也和很多青年诗人一样有急于表达的心理，由此他也准备了一个“速写本”，看到什么就立刻描摹出来，比如王单单诗歌里时时出现的那些街边的“流民群像”。如果这样的诗作为一种写作积累是很好的事，但是作为每一首诗的“完成度”和诗歌之间的“区别度”而言，这些“小景”“速写”显然还欠些火候。
每一个诗人都会有自己的诗歌腔调和语气。王单单的诗除了一部分具有沉滞黑暗质地的顿挫之声外，我更欣赏的是他在《滇黔边村》《后将进酒》等那些诗歌里所凸显拼贴、杂糅的半文半白近于调侃和严肃之间的“仿县志体”。这种语境差异明显甚至“驴唇不对马嘴”的话语腔调不仅深层次上与“民间”“草民”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有关，更与“贱民”“异教徒”的自我调侃和嘲讽有关。而嘲讽和戏谑的背后带来的另一种滋味的难以释怀的沉重才是这一腔调更能打动人的部分。王单单近期的诗歌中有大量的“成语”（包括惯用语、谚语和古诗名句）出现，且这些“成语”都带有普通人和乡野百姓的美好愿景的精神指向。但是这些“成语”在王单单制造的“反用”语境中却被转换成了解嘲的意味。换言之这些具有“农耕”特性的“美好的成语”在具体的现代性和城市化的现实情境中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与此再与“诗人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话，王单单则是拿着凿子、锤子和斧头在城市和乡村中间地带的山地开凿并企图錾刻乡村墓志铭的人。
2015 年3月26 ～27日
4月20日改
5月5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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