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宣：地坛与我

　　没想到在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十几年后，一个人从偏远小城来到北京这个园子；像铁生一样看见那苍幽的古柏、朱红的园门和那座被封闭的祭坛；听见满园子的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铁生说每根树下他都去过，差不多每米草地上都留下过他车轮的印痕。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他忽地残废了双腿，一个人摇着三轮来到这个园子，一连几个小时想着关于他的死……但当我来到地坛，我看不见他留下的车痕，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他躺藏在哪片林中，躲避他母亲的寻找。那么大的一座园子，他说他车辙经过的地方就有他母亲寻找的脚印。而这一切在众多的来客的脚步中给消隐。我只能在这里想见他心中的地坛，而我看到的又与他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坛。在这里留下自己才能辨识的足痕……
　　
　　第一次到这个历代帝王祭地的园子，我有些心跳地穿过朱红的南门，顺着那同色的园墙，经过那个宰牲亭，来到我受骋的文化公司；把自己简单的卧具放置在那间铺有泥色地毯的房间；一个人穿过公园草坪间的甬道，石凳和店铺。白果树的花籽落了一地，我不忍心踩上去。一切都不是作家所描写的那个荒芜的园子，地坛在按着人们的要求更换着它的容颜。我穿过北门，在街上配制了几把钥匙，开启这个院内的小四合院的一扇扇门。
　　
　　在离开湖北那个家时，我把那几把钥匙交给了一个人。然后提着旅行箱上路了。多年来我生活在那里，是写作让我保持了对这个世界的幻想或寻找新生活的可能。生活在那里像停滞在死水之中。我渴求流动、变迁；离开了它，迎接生活赐给我的一把把崭新的钥匙。
　　
　　我又来到一个集体之中。几十个人居住在这里，操着不同的口音带着不同长相和故事，来自不同的省份，隐身在各自的办公室。我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列入公司人员分布图上。公司像一部大型的机器在运行，我成了它中间的一个有用的环节；像它的一个镙钉，我每日编稿，校对，过着每天拧镙钉的生活。中午的工作餐吃得特好。五菜一汤。从长沙来的下岗职工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每日更新着菜谱，让我们乐呵呵的吃喝。他的表现让他的工资又长了许多。我必须中午或晚上出门去，在公园里走动来消食；编辑部的老陈每日都得跑步，他保养得红光满面，在办公室里为一个汉字的读音与同事们争得更是满面朱红，就像公园围墙的颜色。我伏在自己茶色的办公桌上，稿子一点儿看不进去，一个人在那里沉默着，听着公园内隐隐传来的人们练功的吆喝声和那更远的市声；或一个人站在门前，在更换茶水的空隙，呆看着园内的泡桐树落下它们的叶子，打在屋顶或汽车车篷顶端和地面的砖石上。
　　
　　那个穿青布工作服的清洁工在我们办公的空隙打扫院子。每天他用大扫帚将那些泡桐树的喇叭花收走。他看上去已有些老态，在我为他递上一根烟时看见他的有着汗渍的红光的脸，其实他年纪不大。他已有三个孩子，大的姑娘已出嫁。小的上高中了。从山东到北京做工已两年多了。我问她的妻子，他说妻子在家种地；一年他只回去一次，我问：你的妻子来看你么，他摆摆头：来往的路费就要花去他几月的工资。很多时候他穿过公园，经过那些石凳上抱搂着亲吻的男女，我看着他穿着青布工作服背着清洁桶一个人在地坛公园内消失。这时候太阳把它美丽的光斑撒在绿树下的草坪中，金子一样闪闪发亮。
　　
　　一个夜里从街上回来，过西门然后绕过那片柏树，我听见一个人在哭泣。第二天我看到发行室的小张红肿的眼睑。听说小张三十多了还单身一人。她总是用笑脸迎接她的同事。但我看见她的眼睑红了。我听见她把哭声留在了空寂的公园内……
　　
　　我们都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这个院子。很少有人谈论自己的痛苦。在这个年月谁会去留心一个人的苦处。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在哪里都得忍受生活，当你脱离了那纠缠你的东西，另外的一些陌生的难处却又来折磨你，你学习着摆脱生活对你的压迫。
　　
　　我和几个同事合住在一起。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屋子，我占据它的十分之一，而这个空间在受到挤压。每晚我都听到同室如雷的鼾声。人无法睡眠。下班了想在室内记点日记。老陈总是钻进来看我在做什么。我不自然地把本子合上。我来到编辑部办公室内。老陈不久也会到来，拿什么东西或上一会儿卫生间（其实院内有的是卫生间）。上班了，我们在一起看稿聊天，有时候稿子无论如何也看不进去。我害怕见到汉字。一个爱汉字痴迷的人，怎么对它充满了厌倦。我看到那些我编辑的书，一点感觉也没有；总是想着自己的事，觉得这样把时间耗费真是可惜。以前到书店去看见五颜六色的书脊，人心中生出一种肃穆的感觉，而现在这种感觉全给消失了：我们把书当成了一种纯粹的商品。我成了一个制作它们的人。一切都可复制，书中的灵韵或气息给消散了。为了进入市场，成为畅销书头版头条；我们在编辑中玩弄花样，把广告语写得乖巧诱人。我们泡在图书馆里，把旧报纸子翻找出来，把许多本书翻出来、摘抄组合，让它们穿上我们时代的服装，去换取进入生活大门更多的入场券。
　　
　　我来北京干什么的？为了写作的梦想？而写作又退得那么远，那么不可能。我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写作像故乡一样变得遥远，让你无法回去；就像这个地坛公园已失去了它的原貌，一切都在更改，我们现在很难看见一块泥地。人工的东西把这个昔日的祭地产所弄得面目全非。而且各种各样的商品展销会在这里挂起它们的彩旗，把这个古老的园子装扮得日益现代时髦。　　……早上的地坛公园真是热闹；各种各样练功的人：或踢脚划掌，或闭目在阳光中养神，或打坐参禅像寺庙的和尚；或在乐声练着璇密大法功:双手来回梭动，或向上做出飞天状；我特别留意那一个个人在树下叫着，把双手放在胸脯，好像要把自己五脏六腑所有毒气吐出来。我问一个长者，她说这叫练吐音功……当我跑动在这些人们中间，觉得自己过着别人的生活。院子充满死亡的气息。在办公室里听到练吐音功的人们长长的吆喝声，在公园上空回荡，侵入我们沉寂的编辑部内……据说他们是癌症患者，他们必须把内部的废气吐出去。
　　
　　公园内西边的一块空地上，唯一的一块未被处理的泥地。野生着一些荒草，还未被铺上砖石，四周砌上围栏。一日，我被几个人吸引住了：首先听到的李娜的那首“青藏高原”，然后目光落到一些藏民的藏袍上。他们跪伏在泥地上，在那里嚅动或身体一动不动；将整个身体要融入泥土中似的，在那音乐声中，他们好象回到虚拟的家园中去了。
　　
　　写作是什么，我一个人在公园内走动，心想自己距它越来越远，就像那流落京城里的藏民面对的日益消失的泥地。写作，是我的家园啊，我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去，在那里找回自己的安宁。但是故乡越来越远，无法回返。面临各种压力的写作在改变着它的原素。人们在它的身上加诸了额外的重负；它不再是真正的创作，而是一种操作。写作与人的生命隔得那么远，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在前进的路上忘了回返家园的路。我们挣得了钱，发富了，我们回不到写作，这就像肉包子打野狗，一去永不回；你可能生活得很滋润，像我现在在公园内通过走动来消食，但你分明感觉自己在流浪。
　　
　　999年4月6日夜，同事都外出了，我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读美国保罗·福塞尔教授的《格调》。它把国家的等级分成九等：从看不见的顶层写到看不见的底层，强调一个人是否有品味并非他的社会地位和阶层的高低，而是说他是否有品味或格调。而这些又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穿着，家里的摆设，平时爱喝什么，用什么杯子，喜欢什么休闲和运动方式，看什么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看出来；他提到在那九个阶层之外有一群未曾命名的群类：另类人或X 类，这群人大都是自我培养出来的，他们当中有演员，音乐人。艺术家。有较高天赋的新闻中从业人员。他们大都是自由职业者；是一群没钱的贵族。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热爱读书，把读书当人生体验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十分的敬业；工作没完决不放手。他们爱穿牛仔，自己给自己制定规章制度。摆脱社会习俗的束缚，他们来了去了全凭自由的个人意志。当权者看到他们的价值，想方设法网罗他们，但他们不断地从网里溜出来，跑掉了。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走动，看见满天的星光，我重又获得对生命的真确感。
　　
　　再一次看清自己所要的。我决定离开这个群体。
　　
　　我把那几片钥匙交给了老陈，一个人离开那个院门，想到开始来到这个陌生的院子，把在这里生活看得十分重要。但在出走的那一刻，从哪里来的那股勇气，我觉得无所谓了，对所得的一切都不大在意了。在出租车上我听到圆舞曲：《在波浪上》；多么好的曲子：在波浪上；一片浮动的土地；你在得到的同时在不断地失去，你漂着，没有什么是你长久拥有的，但你在不断接纳涌向你的一切；你停留在一处，你将失去更多，所以你流动，在波浪上漂泊…
　　
　　现在我两手空空，没有了一把钥匙；但它们会不断地到来，等待我去开启命运的中那一扇扇门。生命中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一个人没有能力知道哪个选择是最好的，但他相信某个选择是最好的。他一直在找到他所要的生活。
　　
　　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有一个自然的规则无法阻止，每个人都朝着命定的方向走去。
　　
　　在我从那个院子出来的时候，忍不住像那练吐音功的人们一样大吼了几声。我仔细看了四周，没有一个留心我的吼叫，谁在关心你的存在？你一个人的来又一个人离去。但我感觉生命解放的轻快。那天，我看见自己的吆喝声在地坛的上空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
　　
　　一个人在它的下面渐行渐远……
　　
　　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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