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发生了美
——评柳宗宣诗《高过楼顶的杉树》
黄斌
高过楼顶的杉树
高过楼顶的杉树
我一抬头见到
高过楼顶的杉树
我在心中念出这个句子
高过楼顶的杉树
阳光照亮它的叶子
高过楼顶的杉树
随风摇荡它的光亮
高过楼顶的杉树
灰色楼房将它衬托
我看到它们想到很多
而我仅仅说出这个句子
这是一首单纯、明净的诗,在一种复沓和回环之中,像听到了诗人内心的音乐。
但这绝不是一首简单的诗歌。读此诗,回环着一种摇荡的感觉。这摇荡,让人想起钟嵘在《诗品·序》中说的话——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这话意思是说,人因与自然的相互交感,性情有了感应,身体有了应和,不觉出现了摇摆和舞动;不觉口中发出了声音。
但在当下,人的这种不自觉的行为,像似已失传的感性。现在,我们或可在歌星演唱会的现场或超女选秀的现场、城市KTV歌厅,或迪厅交错的射灯和一阵阵撞击心脏的打击乐中,看到都市人的身体,因摇荡,而出现的另一种瞬时的“舞咏”;而这,或许正体现了我们所处的所谓时代的感性特征。但如若只是单纯面对我们日常所处的环境,我们的感性,或许更多的只是休眠。这,也有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希腊式的感性的失传。我们没有了那种好奇,或惊讶。
柳宗宣的这首诗,笔者以为最有价值的,就是在他的感性中,竟似和先民的感性,有了神秘的关联,有了那一瞬的照亮,让人看到了那似已失传的感性的踪迹,像回到了人和自然因交感而生发的元音。读过《诗经》的人,都能理解那些诗的回环和复沓之美。
现代新诗,大多依赖多种元素的构成,比如抒情、叙事、思想、感觉、修辞等等,不觉成了一种新诗的建筑术和新诗的经济学,文本的优先性占有绝对的第一性的地位,获得了支配权,获得了在语言领域的统治地位。而这,在一些诗人的心目中也隐然成为自觉。新诗文本的这种形上学似的优越地位,对可能的诗歌,构成了压抑,也压抑着诗人。
尺度即是暴力。尺度的暴力,体现于它向上对规范的诉求和向下压抑的力量;有时,所谓一首好诗,不过是对文本尺度的暴力的臣服。我们常听到,诗,是自足的;诗歌文本之外,无诗。现代新诗的这种文本中心主义的自治观,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得来,它经由众多诗人三十多年来的努力而成,这可以视为新诗的自我意识的获得。
只是,我们如何起兴?在笔者看来,起兴,是构成一首诗成为一首诗的推动,这推动在现代新诗中,依然存在,但由于对尺度的遵从,起兴,被遮蔽了。由于新诗的产品意识和消费特征,起兴,似必须在可能的新诗成品中抹掉痕迹,以便于流通和消费。但起兴,是人与自然获得交感的那一刻的发生。这发生,就是惊奇,就是愉悦和美。
比如柳宗宣的这首诗。
高过楼顶的杉树
我一抬头见到
高过楼顶的杉树
诗人眼中所见,即心中所思。高过楼顶的杉树,就是这一首诗的全部内容。这首诗的获得,是因诗人的那偶一抬头。日常中我们抬头多矣,但看不见诗。之所以这一抬头看见了诗,那是因为这抬头中有了惊奇,有了交感,有了起兴。
诗人抬头,看见了一个“事实”——高过楼顶的杉树。接着,诗人在心中念出了这个“句子”——高过楼顶的杉树。
这即是因交感的发生,事物和人的相遇,由物到言的转换,是人和物的相契。
那为什么高过楼顶的杉树得以构成诗呢?笔者以为,整首诗的回环和复沓,诗人反复言说这个事实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一首有关看见杉树的诗,而是为了保留诗人当初那一瞬因看见而产生的快感和美的感觉、一种不能命名的声音的感觉,诗人要留下那一刻的惊奇和愉悦。这一刻,瞬时即碎,沉沦在日常中的诗人,可能再也不能因某一次抬头而如此看见,从而感到那一刻人与物的相互溶浸和相契了。这就是兴会。这次兴会,让美,在高处发生了。
它是高过楼顶的杉树。
为了保留那种感觉,诗人写了阳光的照亮、叶子、随风摇荡的光亮,这都有如钟嵘所说的摇荡。诗中的回环和复沓,也就是这种摇荡。而诗人的心中,摇荡的是美的感觉,在那一刻,契合于叶子随风摇荡的光亮。
美的发生,不一定需要道理,但一定是有缘由的。这也是笔者认为这首诗不是一首简单的诗的理由。
杉树,是可直观到的自然生物,它生长,并且长得很高。
楼房,是可直观到的人文之物,是建筑,也可以建筑得很高。
诗人看到了它们在一起,一物高于另一物。
诗人说:高过楼顶的杉树/灰色楼房将它衬托。在诗人那一刻的眼中,杉树和楼房是在一起的,和谐的,是美的;并且楼房的高,是以低的姿态出现的,它衬托着杉树的更高。
所以,诗人因这缘由,说,我看到它们想到很多。的确,这发现似的看到,足以让人想到很多。但为了保留那一刻的看见,诗人回到了自己的言、那个句子,并满足于把它说了出来,使这首诗得以完成。这也是因为,因那一刻人与物相契的看见而生发的言,是最契合的,不多,也不少。
(此文刊于《诗探索》结识一个诗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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