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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歌根据地的精心——但完全毋须苦心或费心——经营，专注于发生在下南道的情感故事，并对下南道隐蔽的精神和四散开来的气味，进行持久地征用：如此这般的写作姿态，保证了“汉语中国诗”所需要的给养将会是源源不断的，如同接通地气因而力大无穷的安泰俄斯（Antaeus）；也使宋炜打一开始，就坐拥一种举重若轻的写作风度，令其同侪羡慕不已。虽然中国诗界向来以吝啬、冷酷、自私闻名遐迩，但自1980年代直至今日，暗中对宋炜的喝彩声一直未曾有过中断。事实上，他表情一贯松弛、舒张的写作风范，既符合古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已训示的道理，也是小妈拥有极好生育能力的上佳展现：两腿随便一劈叉，就有两三个或俊或俏的儿女降临人世。
托下南道的福，也仰赖那个故意做着鬼脸的先验性认领的通道身份、出任的桥梁职务，古典汉语诗歌中始终潜藏，却历史悠久的颓废传统，也植根于、驻扎于宋版“汉诗”（亦即“汉语中国诗”）。这一切，全显得那么自然而然，那么顺理成章，但更关键的，还是那么周身通泰和“巴适”。依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之高见，颓废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则认为，颓废“乃老迈文明西斜的太阳所致”。对白种的西方人（比如戈蒂埃）来说，情形或许大致如此；李金发、邵洵美、朱湘等新诗史上早期的颓废主义者因其浓厚的西化色彩，因其不少时刻所写的汉语“外国诗”，情形或许也是大致如此。而宋炜诗中成色浓厚的颓废，却主要得自于既古又新的下南道，得之于他自创的小妈及其繁盛的生育能力，亦即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女士所谓的“繁盛之阴”，却不主要源自西方诗歌，或强势的西方文化。作为一种过于早熟的——而非“老迈”的——“文明”，中国文化内部的颓废基因既古老，又水深土厚，还显得格外迷人。若许年前，我曾著文专门提及过这一点：“在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内部，始终涌动着一股根深蒂固的颓废主义暗流。庄子无疑是最大、最深刻的颓废主义者，《世说新语》则是颓废主义者最卓越的集中营，南北朝呢，恰好是文人士大夫集体颓废、专心溃烂的年代，在朱姓皇室的统领下，明末江南的士子，把当时所有可能出现的性病，全部自我加冕般请到自己身上，一时间，像遥远的南北朝一样，‘床笫之言，扬于大庭’。”如若单独考究古典汉语诗歌内部的颓废传统，依今人蒋寅之见，至晚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诗经”时代：
山有枢，隰有榆。
子有衣裳，弗曳弗娄。
子有车马，弗驰弗驱。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诗经·山有枢》）
一个“死”字，尤其是“死”字暗示的一切皆无、万有成空，让一种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紧迫心情跃然纸上。而焦灼于光阴短促的神情，至今清晰如初（并非简单的清晰可辩）；数千年光阴嫁风娶尘、折戟沉沙后，却未曾在它脸上留下一丝划痕，以至于光鲜如初，状若处子的肌肤。华夏文化中原本就不存在拯救，不存在彼岸，唯有昙花一现、万不可逆的现世；而试图修补现世之残缺的儒家人生目的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道家的飘逸人生观、墨家爱无差等的兼爱说，还有佛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觉悟理论……均非万能冲剂，顶多算得上功效有限的解毒剂，或许香甜可口，却大体上无济于事。因为总有一些表面上看似无端端的多疑者，面对转瞬即逝的唯一现世，仅仅是在撒尿时的那一两个激灵间，就轻易窥破了生命的无意义本质——《诗经·山有枢》暗示的全部内容不过如此，但也莫过于此。李白高调吟诵的“万古愁”，无名氏暗自嗟叹的“千岁忧”，正可以和生命的无意义本质相互对勘，互相凝视。在不少中国人心目中，这是“根”本无从“根”除的“忧”与“愁”。它和悠悠农事一道，也和茂密的农耕并驾而行，分别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和肉体，仁慈、宽容，富有营养和机心，但也足够让人感伤和绝望。时光总是倾向于打败一切光鲜的人生，以及人生的各种价值与意义；“时飘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将及”的内心体验，“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的内心敏感，从古及今，未曾有过丝毫变更，就像焦灼于光阴短促的那个饥渴的神情。有诗歌根据地撑腰，有得自农耕却又充满混杂性的下南道为宋炜“轧起”，他制作的“汉诗”中传达出来的那股子颓废之气，基本上不需要卡林内斯库屡加称颂的那副现代性面孔，那张看起来更主要属于西方现代文明的面具——
如果我自己的衰老与地球暗合，为什么
我们的末日不能是同一天？假如地球等不及我这个
急切而甜蜜的大限，我会对世界说：请提前！
（宋炜：《晚景小记》，2007年）
颓废而通达，急迫中暗含着从容，有的是那种窥破天机后难得的平静，也有的是那种真相大白后，给曾经的绝望者带来的宁静与祥和：这几行地地道道的“汉语中国诗”，不仅值得人们刮目相看，还格外当得起，甚或配得上作为尊贵动作/行为的“额手称庆”。在此，下南道的混杂性足以表明：即使是无从规避的末日，还有必然到来的大限，都必须首先被理解成“甜蜜的”，而不是强加的——虽然它确实是强加的。人世之残缺必须被现实地承认，只有这样，它才能充任一切现实主义思考方式的唯一起点。让人顿生踏实之念的起点。对付生命无意义本质的根本大法，乃是听天由命，不做无谓、徒劳的抵抗；面对自己必败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迎面走向它，和它四目相对，向它问好，并祝它长生。如果连它也有躲不掉的末日，那就干脆以诚服、宽厚的心境，与它一同结束，与它共赴最后那刻光阴。在此，看似“无为”而消极的颓废，超越了一切“有为”和积极的人生观，并于顺从、顺应的态度中，和万有达成了和解，彼此间从此两不相欠；但它仰仗的，主要（而非全部）是“整体的汉语”，是农耕中国的传统资源，西方的材质顶多作为偏师而出现。但偏师并非不重要，因为它能改变传统资源的容颜。
不用说，自古以来，窥破生命无意义本质的颓废者原本就很多很多，但他们即便居于同一间茶室，依然会孤独如初。两个人的孤独并非有人乐于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孤独的一半；唯一不可逆的现世之上，并不当真存在关于孤独的微积分。实际上，孤独对孤独更倾向于采取蔑视和不愿待见的态度。理由很简单：每一种跟现代性相关的单子式孤独无不长相狰狞，还喘着粗气，宛若罗贝尔·穆尚布莱（Bobert Muchembled）笔下的魔鬼那般，“又高又黑，有脚有爪，驴耳，两眼发光，牙齿咯咯作响，长着硕大的生殖器，浑身还散发着硫磺的味道。”而曹孟德念想中可以“解忧”的“杜康”，反倒更有可能带来“愁更愁”的不体面性结局，何况下南道本来就不仅有茶室，还有纠缠不休、咄咄逼人的咖啡馆。因此，在宋炜精心但又看似从容间制造出来的“汉语中国诗”中，连孤独都必定是混杂的，都必然是不单纯的。咖啡的焦炭味和苦腥味，夹杂着绿茶的清香，由此而来的味型当然稍显古怪，却能完好地对应于 “汉诗”，这单子式孤独的把兄弟：它理所当然地“创造于这个‘整体’的汉语。”和陶渊明、张若虚、陈子昂那种较为纯粹的时间性孤独不同，也和同辈诗人（比如欧阳江河、柏桦、西川、王家新等）乐于表现的空间性孤独大不一样，宋炜听命于他的诗歌根据地，服从下南道的提调，尤其是顺应小妈的生育性诉求，更倾向于将农耕定义过的时间性孤独和现代性定义下的空间性孤独混合在一起。这是滋生于下南道的情感故事的本来长相，宋炜仿佛仅仅是将它们自动写了出来那样简单、随意；或者：这些情感故事不过是将宋炜当作书写工具在使用，宛若山泉不过是利用了水管就到了我家庭前。而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宋炜制造的孤独就像过了油的蛋炒饭，既现代，又古典；既有令人迷恋的一面，也有令人不安，甚至值得唾弃的那一面：
唉，如果我真是瞎子，又何必还要粉子？
瞎子需要的不是脸，是身体，甚至是
身体的某个片断，哪怕它们连都不连在一起。
瞎子可以逮到半截就跑，也可以被自己绊上一跤。
唉，荷马、弥尔顿、博尔赫斯、阿炳，这些瞎子
纷纷摔倒在地，如一些被扔掉的空酒瓶。
（《某夜喝花酒，眼花耳热之际突遇停电，乃望天三叹，以纪其憾》，2005年）
在叹词“唉”构筑的语义空间内，包含着既坦开、又隐蔽的两部分内容——只因为细究之下，叹词即结论。其一，因停电无法喝花酒带来的失落与焦躁，而焦躁与失落导致的，正是寄存于“花酒馆”内的孤独，一种空间性的孤独。哪怕“身体的某个片段”，那最有可能让人“销魂不自持”的片段，它即使在黑暗中可以被颓废者不无猥亵地享用因不为人知而免于道德指控，也无法消除花酒享用者们固有的孤独——孤独固然不是孤单，但它又何止于瘦筋筋的孤单呢？其二：古今中外那几个著名的瞎子像中西合璧、打通古今一般，集合于因“花酒馆”而来的诗篇，却不是集合于“花酒馆”本身，更平添了来自时间深处的孤独，却不由分说地加诸于宋炜这个花酒享用者之身——空间性孤独和时间性孤独的混合再次有如蛋炒饭。写作此诗的宋炜应该乐于并勇于承认：瞎子们总是处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他们因自身的敏感，所以倍感孤独。事实上，黑暗即孤独；但考虑到下南道过于繁盛的生育能力，黑暗不仅即孤独，还是孤独的发酵状态：是孤独以自己充任原料，为自己酿造的苦酒。这种酒后劲十足，稍微饮用过度，便很容易造就如下结局——
连丰收也未能激起他古老的性欲。
（宋炜：《沐川县纪事：下南道的农事书或人物志》，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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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南道，混杂性的孤独、面孔狰狞的生命苦短，甚至生命的无意义本质，都不足以促成它的寄居者产生悲观厌世的情绪，反倒是激发了他们对生活的加倍热爱，成倍的眷恋。而那些自以为深刻的肤浅者、道德主义者，还有成功主义哲学的被掌控者，纷纷以为颓废即厌世，却没有能力搞明白：颓废乃是看清了生命无意义本质之真相后的通达，进而才是挽起衣袖、放开膀子和胆子去展开生活。人生的底牌早已翻开，真相早就大白，何不痛痛快快、直截了当地与生活零距离相拥抱？颓废者心中有数：一切与此相背离的生活态度，都是扭捏作态，都不诚实，不诚恳。李太白在说出“与尔同销万古愁”之前，说的可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在此，生活显示了它不由分说的甜，当得起也配得上“五花马”、“千金裘”为它做出的牺牲。麻、辣、酸、苦是需要培养学习之后，才能甘之如饴的味道；而原本就甘之如饴的甜，却是人人不学而能的味型，是味道中的普世原则。华夏文明并不因彼岸的缺失、拯救的虚妄与徒劳，就轻易走向对现世的否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等颓废风范展示的，是一种随遇而安，却永不言放弃的人生态度，是对甜的执着与依恋。李泽厚先生对此说得很精辟，但也十分家常：“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衣食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秉承着下南道的旨意，还有它作为小妈的生育精神，宋炜颇为顽皮但又坚定、果敢地说：
我又饱又暖，凭什么
不思议一下淫欲？
（宋炜：《土主记事》，2003年）
话虽如此，早期的下南道更倾向于强调心态安静中的享乐，情绪平和中的颓废。此时的下南道很是真诚地认为：颓废仅需要振幅不高的音量，以及足够匀称的呼吸。而儒门的“静以养心”、道家的“唯道集虚”，是其效法的对象，也是其仰慕的境界：“我内心一壶止水，对这些毫不在意，/只是收敛烛火、放松丝弦，/目注《黄庭》或《水浒》。”（宋渠、宋炜：《家语·书卷》）在1980年代中后期，亦即早期的下南道，宋氏兄弟的写作热情十分高涨，著有体量庞大的杰出组诗《家语》、《户内的诗歌和迷信》、《戊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等，尽皆吐气若兰，静若处子，虽深谙于传自亘古的人情与世故，却几乎是在清澈见底的天真烂漫和单纯中，显示出高度的复杂性，拒绝了所有似是而非、心浮气躁的“二杆子”读者。这批杰作有如初恋的起始阶段，尽情但从不纵情于生活之甜，跟发生在下南道的情感故事仅止于拥抱，脸颊贴着脸颊，额头碰着额头，虽私密也亲密，却稍显羞涩，但又在词语和句式的长袖善舞之际，将下南道预支的古意挥洒自如，宛若张大千泼墨于宣纸，而现代性支持下的时髦情绪，更多是从后门或窗户进入诗篇，像一个打眼的完美破绽，被有意披露出来。当此之时，颓废恰如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夹杂着些许的慵倦，懒洋洋的神情交织着更多的神采——宋炜的语言天才因下南道的小妈特征，乃在和风细雨般的安详中，显露得淋漓尽致。
但处子状态终于不以宋炜的意志为转移地结束了，又何况初恋的起始部分，如此青葱、天真和单纯，哪容不得成人式的泥沙俱下。事实上，它注定不会持久；下南道呢，肯定更倾向于自己阅人众多的少妇阶段——假如不说荡妇的话。宛若与情人首次肌肤相接后，突然（或总算）体会到其中巨大的妙趣，宋炜在与生活深度交接完毕，乃于铭心刻骨的“销魂不自持”之际，有意将传统儒生的狂态和少许嬉皮士的放纵交织在一起。他炮制的“汉语中国诗”（亦即“汉诗”）顿时生猛起来，活脱脱一个华夏诗歌界的“中国猛男”——“中国猛男”曾是某国产春药的名字。宋炜在深入虎穴般知人阅世后，尤其是“广”解风情后，很快便把自己搞成了“性事良品”一类的好东西，以至于在谈到宋炜的江湖传奇时，男人们禁不住起兴，有会心的女人们，则在精神上兀自湿润不已。但无论男女，对此都没有丝毫恶意，也无半点猥亵之心——这应该是宋炜在内心荒芜的时刻引以为秘密之傲的事情。
此处有必要插入一点诗歌花絮，以便说明生活狂态和诗歌生猛并非毫无来由，而自有其源头活水。话说早期的宋炜如他和胞兄在早期炮制的“汉诗”一般，俱有洁癖，视男女之事为大防，因此二十好几，依旧一介处男。1988年盛夏，宋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如是说：“这样暗中出现的两地其实伸手可及，/一左一右，男女礼貌而游移。”（《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一首》）众多原产地被标定为四川的“第三代诗人”可以作证：这实在算得上处男宋炜彼时的夫子自道。后来，他移居作为颓废之都的“成都省”（四川人对蓉城的昵称），迅速结识了李亚伟、万夏等一大泼狂热于诗歌的坏人。他们为沐川来的乡巴佬兼当代古人感到痛心疾首，决定拉他下水，但更多的，还是兄弟们有乐同享的袍哥义气。有一次，在一家简陋的妓馆（想想同样简陋的八十年代），他们将一个小姐和宋炜关在同一间屋子里。成都的二十多号青年诗人果然很“袍哥”，齐刷刷跪在门外，恭请处男宋炜“呜呼”开斋，只要生米做成熟饭，他们马上就会磕头如捣蒜，以示答谢——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并传之久远的宋炜破处事件。遗憾的是，宋炜竟然没有让他们如愿！当炜哥终于有一天第一次罗通扫北完毕，草就了周公之礼后，却大呼“妙哉”、“痛快”，古语今词相混杂，与下南道上茶室的隔壁是咖啡馆若合符契。多年后的2014年，宋炜深有感慨地写道（但别指望他忏悔）：“在我离开不求满盈的沐川，离开莫须有的下南道，进而从无所用心的成都到了大而无当的北京后，我堕落了——当然，堕落得还不够。”从此，宋炜“一定要人生有涯而美色无边”（宋炜：《万物之诗》，2014年），不仅在生活的内外、在生活的正反面花天酒地（李亚伟所谓的“乱吃乱日乱写诗”），也理所当然地将“汉诗”弄得活色生香，搞得白花花的肉身宛若《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
当然，真正的和唯一的桃花源
只能是女阴。……
但就是太小，太隐秘。
众所周知，我就是为了这个
才把自己缩小了，变成一只
如意金箍棒，一只安定欲海的
神针：总之，一个器官。有时我宁愿
像胶囊一样被这张竖嘴含化。
（宋炜：《灯草和尚》，1998）
在此，下南道从处女状态渐次走“近”、接着走“进”了它的较高形式，颓废也终于出现了革命新动向，虽格外值得注意，却依然是和农事、农耕相勾连的颓废，不存在多少焦炭、苦腥样的西洋味——“桃花源”和“灯草和尚”，“如意金箍棒”和“这张竖嘴”，都是宋炜至爱的“中国造”。仍据秦晓宇的《七零诗话》记载，传说有一次宋炜等人在北京“跟老芒克喝酒，不知饭桌上老芒克吹了什么牛，令他反感，‘那咱们比比鸡巴吧，’说着宋炜便脱下裤子”。或许，就是依靠下南道的较高形态提供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但似乎更应该说成华夏文明中蕴含的狂儒传统），宋炜才将除艾滋病之外的所有“花柳病”，宛若“多瑞秘法西啦索”一般，挨个儿得了一个遍——因为他向来不喜欢繁文缛节，更倾向于赤裸状态中的坦承相见。“套子太倒胃口了，它让快乐‘隔’了一层。”2012年深冬，宋炜在北京一家比较豪华的餐厅不管不顾，大声武气地说，“就像王国维说诗词如果有‘隔’，便落了下乘一般。我何许人也，哪能做这等事体！”他在1996年写就的诗作中，记叙（或模拟）了一次放浪行径。其情其态，仿佛五星级酒店中的事体，和宋代或唐朝的青楼事体毫无二致——
唉，令人艳羡的无知！
居然属龙：细弱，光滑，小，连鳞也没有。
浑身是腰，每一次都从指缝间
流走，令手指由衷地疯长。
……
翌日她起身，开门见山，她将目睹……
北方闪烁，太阳带着远在长白山头的积雪
照亮了一个四川嫖客苍翠的面目。
（宋炜：《同一首诗的三种写法·燕歌行》，1996年）
遍读宋炜之诗，实在有必要承认，他肯定暗自信服如下信条：或许只有及时行乐，才更有可能被称作热爱生活的好方式。他的如许信念，遥接“诗经”传统，下启“汉诗”的新纪元。在此，或许存在着一个可加引号的“悖论”：生命毫无意义，宋炜的长诗近作《避世书》，将这个理念挖掘到了自有新诗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某些事情却对生命本身富有意义，《避世书》同样将此理念揭示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感动的是：这首近乎伟大的诗作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足够狡猾、老到与世故，却又清澈见底，天真烂漫。正是凭靠这个现象学一样质朴的码头，及时行乐以至于热爱生活，才更有了坚不可摧的理由，堵住了一切来自逻辑上的指控与漏洞。而自“破处”后，宋炜一改早先哈气若兰的宁静风格，开始在诗中张扬诗、酒、肉几经拥抱方才改组而成的花样人生，张扬的程度不用说饱满、丰盈、充沛，对生活之甜有无尽的、时不我待的眷恋和享用，再一次像过了油的蛋炒饭，古典中居住着不止一个现代性——假如可以这么表述的话。张枣在其诗中，好几次用到了“舔”字：颓废者对生活毫无止境的颓废之爱，正表现在“‘舔’生活”这一极具肉感的动作上；但尤甚于此的，还是感动于被“舔”的生活反“舔”那个“‘舔’生活”的人。精于欢爱的宋炜一定会说：这就是传说中的69式啊。他当然没有说错。但正是这个令人侧目的姿势，或只有这个姿势，方能道出宋炜对生活的颓废之爱该有多么强烈——
现在就算我们一道
往更早的好时光走，过了天涯都不定居，
此成了彼，彼成了此，我们还是一生都走不回去。
看呀，千百年后，我依然一边赶路一边喝酒，
坐在你的鸡公车上，首如飞蓬，鸡巴高高地翘起！
（宋炜：《还乡记》其三，2004年）
必须要承认，长诗《还乡记》是百年中国新诗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不少同道中人私下对此有着高度一致的判断。《还乡记》的这个结尾，因了男性生殖器在蓬勃中看似突兀的现身，反倒显得精彩绝伦，也才深情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还额外暗合了张枣为生活画就的69式“写生图”，并于看似的猥亵和不洁中，把对生活的颓废之爱推倒了顶点或极点。赵汀阳从哲学的角度论证过：所谓存在，实质上是为了永在。《还乡记》的结尾暗示的却是：永在并不是为了生命本身，而是为了永远生活，但更是为了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向生活献出颓废之爱，而不是虚妄的永在，才是生命的实质：这就是“千百年后”又一次轮回人间时不会改变的前世主题。跟扎米亚京“用阳具把党捣得稀烂”的誓言在不同中又有点相同，跟生殖器有关的那句话并无丝毫猥亵之意，它指称的：仅仅是因为对生活的爱意之深必须由它出面打点、勾兑，方能得到安抚或奖赏，方能得到修辞学上的满足。但即便生命到了尽头，也不意味着放弃生活，或居然自暴自弃地不热爱生活。宋炜在写给朋友宋强的诗中，借宋强患癌的父亲临终前骂宋强的话，表达了虽生命终了，但对生活之爱永不终了的决心：
你看我：一时瘦削，缩到骨子里，可一时又
肿胀得如同一个症状，比被子还要铺张，体内
足以再住下一两个小妾。既然如此，
你何必还要同我争风？我要的正是张小琴这个骚护士──
既然她每天都让我脱，何不让她先脱？
如果她一心要给我打针，就不如让我先给她注射；
她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新娘，病房和病床
又何以不能是我的洞房与婚床？
……是的，
我有浑身的癌，可也有浑身的爱。我不相信
这世上有谁能拒绝潜伏在癌中的爱。
（宋炜：《赠宋强，并以此共勉》，2005年）
看得出来，混迹于酒色肉香的颓废，更多得自于下南道上比较极端的部分：狂儒精神。它寄居于黄肤色的茶室，初看上去，反倒更像寄居于充满苦腥味和焦炭味的咖啡馆，但终归和白肤色的嬉皮士——比如金斯伯格——有着本质的区别，仅从长相上，就可以将它们轻松地区分开来。宋炜制造的“汉诗”是地道的“汉语中国诗”；除此之外，他对新诗另有贡献，甚至堪称重大，只是吝啬的中国当下诗歌界对此没有能力辨识，因此视而不见；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有能力辨识，却假装视而不见，并绕道而行。宋炜不仅在写作颓废之诗，还秉承华夏文化中永不瞑目的潜流，将写诗或诗本身给充分地颓废化了。其结论自然是本体论的，也必将是本体论的：诗即颓废；写诗亦即颓废。从此以后，诗拥有的如许底气让它不屑于为人民服务，不屑于为皇帝献上颂歌，也不再单纯而肉麻地歌吟痛苦、孤独和爱情。相对于宋炜制造的“汉诗”，孤独，这现代性的终端产品，这个不死之癌症，归根到底算个球啊？宋炜以他杰出并且独一无二的创作，告诉当今的中国诗界：诗必须是王国和国王，坐拥不“及”物的权力，但又必须下“及”于颓废。诗是某些人的骨髓，但有时候连骨髓都不是。它是神经，是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的生活之药：颓废并且爱着。
这就是结局或末日到来前的全部内容，值得庆幸，值得为之深深地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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