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造，是人类永远的使命。创新，是我们作家永远的使命。
2011年度的散文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所谓新的面貌，不仅指作者的名字新，也说的是这些作品多为近年来非常流行的“新新散文”，即具有作者年轻化、行文诗意化、构思奇诡化、结构随意化、语言绵密化、意向空灵化、面貌陌生化等的特点。如果说在21世纪初年那个时段，“新新散文”还是点点星火，那么在今天的散文文坛，它已经燃成燎原之势了。
2011年的“新新散文”中，较突出的有沈苇的《女士们的西湖》。初看这个题目，怎么也想象不到这是一篇游记散文。这些“女士们”，竟然是白娘子、苏小小、祝英台，还有《断肠集》的作者、女诗人朱淑真，花魁女莘瑶琴，削发为尼的琴操，孤山别墅里的恋影者冯小青，李渔家班里的女乐，戴望舒笔下的丁香姑娘，革命者秋瑾……通过述说她们与西湖的关系，写出了杭州西湖的地域和文化、传说和故事、前世与今生，这是多么诡异的角度，多么聪明的构思啊；还不止于此，作者还在记述、描写了西湖的自然美景之后，又率真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愿望：为了环保和大自然，希望西湖是一个静止在青春期、再也不要成长的湖；写到这里，作者再度把笔锋一转，继续把文章深化下去，从杭州城里到处都是的瓦舍、酒楼、歌馆、茶坊，以及无处不在的饮宴、歌舞、美食、艳妓……所堆砌出来的无边风月，联想到西湖是女性享乐主义的湖，是对男人们的消磨和解构，因为“西湖这个感官与欲望的渊薮，会把他们的骨头变成脆骨、软骨和无骨”。虽然结论有着“愤青”的偏激，但的确发人深省。
青年女作家纳兰的《欢会》也可看作一篇“新新散文”，但它不是胜在语言的狂欢，而是靠着冷辣的叙述视角、颠覆性的讽刺挖苦和我自岿然不动的自我解嘲，把当下流行的各种各路电影发布会，把那些发布会上下、内外的形形色色的奇异人与奇异事，淋漓尽致地抖落出来，大快朵颐地数落了一番，算是报了她当“小影记”时受苦之仇。这种“80后”的眼光，离经叛道，尖刻料峭，刚好弥补了场面上的正统与道统，让我们从其颠倒的思维中，获得了耳目一新的体验感和解脱感，重新打理起属于自己的思维，咀嚼世界、社会、人生、路途等的多种新与旧的滋味。
可惜像沈苇和纳兰这种新颖的“新新散文”还是比较少的。在连续阅读了七八篇“新新散文”之后，我就产生了审美疲劳。因为我发现，它们已停滞在创新的门槛之前，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倾向。在这里，模仿是第一杀手，大家都企望一窝蜂地搭上这艘船，跻身这场最时尚的语言狂欢。然而，也许是今天的文学人口基数太大了，一两个人的模仿还不算什么，但一两百人、一两千人都如是模仿，就变得非常可怖了。所以，我认为追随“新新散文”的群体性摹写，已遇到一块写着“火山禁地，禁止通行”的牌子，另辟新路是前行的惟一通道。而冲出去的希望不是不存在，谁若是能找到克服“新新散文”固有弊病的通道，比如拓宽它社会容量的视角，增加它思想的含金量，激发它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等等，谁就能在当代散文史上留下新的身影。
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也许文学与历史并无可比性，不过，研究一下传统的现实主义为什么能数百年来一直长盛不衰，从中汲取它能永保青春的奥秘，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
在2011年的“传统散文”中，刘上洋的《江西老表》是一篇突出的佳作。改革开放33年，沿海的“珠三角”先声夺人，“长三角”后来跟上，之后是京津冀振翅，最后就连大西北也都跟着动了起来，可是中部的几个省却老是停留于“醉里挑灯看剑”的梦影境界里，这究竟是为什么？读了刘上洋这篇剖析江西人性格的散文，让我觉得很解渴，似乎找到了一些端倪。刘上洋本是江西人，又多年在江西从政，想必对江西全省的发展问题已思考了多年，现在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便冲决而出，洋洋洒洒13000字才罢手。该文共分9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江西人性格的丰富内涵和形成原因，概括出其温和守矩而缺乏敢为天下先、不排外但会搞内耗、缺乏创造力和市场经济观念等6个特点，并犀利地指出江西要想崛起，必须彻底冲破传统观念对人的桎梏，改变老表性格中的弱点和缺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该文所具有的深刻和率真，这么全面、深入、有见解地解析一个省的人性、举止，此前我还没有读到过；而“率真”，是说文章里具有一种“知识分子”(或曰“文人”)保留在血液里面的“天真”和“率性”，自古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许多文官，不论做到多么高的官位，都还能保留着这种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敢于说出真话来的天性，比起那些官场的老奸巨滑混官者，这种率真是多么的稀少、又是多么的宝贵啊！ 由是，亦又一次证实了散文写作的一个基本道理：文章者，情动于衷而形成于言，充沛的激情、独到的见解、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的“先天下”境界，永远都比浮词要艳彩有力量得多。
在这个意义上，我再次重申我一贯坚持的观点：应该理直气壮地看重和力挺那些勇于涉及国家、民族、社会、民生、发展、前进的大题材之作。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是伟人的传记》和《我离民国有多远》二文，作者徐刚以半文半白的笔墨，对献身国民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致以深深的祭拜，同时激情地呼喊：“当今之世也，物质挤压，精神贫乏，科技日新月异发展，文化夜以继日沉沦，有此承接，或可使人日渐平庸、行将枯槁，有白话而无文的文化人若我辈，亦或因此得一风生水起，荒草重绿之机。”这是多么痛心疾首的现实识认，是多么迫急的民族文化焦虑，又是多么不行而强行的挣扎啊。谁说散文只是茶余饭后的一道甜点，只是点缀生活的小花小草，只是结构、语言、知识、灵性、聪明度的考察，只是一己的悲欢、一家的聚散，散文亦经国之大业哉！
又如记录了1937年9月山西原平阻击日寇大战的《将军无头》一文，作者崔济哲成长于山西，多年工作于晋地，对那场大战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们，一直存有深深的崇敬和怀念：出身贫寒的晋绥军196旅旅长姜玉贞将军，身先士卒率领着全旅官兵硬是在日本鬼子的步枪、机关枪、大炮、飞机轰炸甚至毒气都用上了的残酷决战中，奉命死守原平10日，最后身负重伤，被鬼子乱刀刺死，割去了头颅。这一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在中华大地流传。半年后，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从姜玉贞诸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两年后，日军在原平建立了一座“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是被中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彻底折服了，所以作者紧跟着评说道：“魔鬼的赞誉也是赞誉。将军无头，将军不朽！”这样的文章读罢，心潮久久难平，尤其是在当下灯红酒绿，一派“金不换，香留醉”的社会氛围中，中国人需要多读读这样有血性的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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