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 拍摄：Joyce Ravid
近日，腾讯文化在纽约曼哈顿对美国作家唐·德里罗进行了专访。采访地点在他的经纪公司。他比约定时间早到，然后安静地坐在正午的阳光里，逆光让他的脸沉入暗影。不巧的是，他感冒了，采访是在他尽量压抑的咳嗽声里完成的。
今年81岁的唐·德里罗，是在世的美国小说家中最著名的几位之一。他早已被认为是经典作家。挑剔严厉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认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四位小说家，是唐·德里罗、菲利普·罗斯、托马斯·品钦和科马克·麦卡锡。
德里罗也是整个下一辈美国作家的文学偶像。他的追随者中，就有成就斐然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和乔纳森·弗兰岑。近年来，他也是美国获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里罗这批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作家，赶上了写小说的好时候。他们出生于光辉的“美国世纪”，但因为大萧条，人们的乐观中不免蒙上了一层阴影。其后世界大乱，东西两分，“冷战”成为这一代作家整个成年生活中最鲜明真实的底色。“冷战”阴影下的美国内部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重整，从肯尼迪被刺、民权运动到反核反战，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似乎都给人一种“历史正在眼前展开”之感。
这些都进入了德里罗的小说，并成为了他创作的核心主题。从第一部小说《美国风情》开始，德里罗就已经在思考肯尼迪被刺事件对美国人集体意识的深刻影响。“恐惧”和“多疑”是德里罗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天秤星座》《名字》《白噪音》《毛II》和《地下世界》中出现。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评论界在德里罗身上安放得最多的一个标签，就是“偏执多疑”（paranoia）。德里罗对此不以为然。他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偏执多疑的作家，“文化本身就是偏执多疑的”。
德里罗小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或许不在于它们写了什么，而是在于它们书写的方式，以及作家独特强烈的语言魅力。在接受采访时，他饶有兴味地讲到自己对字母形状、音节多少的在意。他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开头。他本人的语言颇有海明威的干净硬朗之风，以及同样令人着迷的神秘感和洞察力，或许，还多了一些诗意。出版社在重版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时，为德里罗本人也重出了一套作品。谈到这一点时，德里罗自称意外，但显然，他很满意与这二位为伍。
在访谈接近尾声时，腾讯文化作者问德里罗，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得诺奖。他坦陈，在人们开始经常谈起这种可能性时，他确实想过。
“我想，我只需要活得足够长吧。”他的脸上露出了顽皮的浅笑。
黯淡年代：肯尼迪被刺事件造成了恐惧
腾讯文化：听说你是用打字机写作。
德里罗：是的。我用的是一台手动打字机，是买来的二手货。我从1970年代中期就开始用它，到现在，它仍然运转良好，我用它也用惯了。我想我喜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字体比较大，所以我比较容易看到纸上的东西。
很早之前，我就会在打字时把文章分成很短的段落，这也是为了能更方便地看到刚刚写下的东西。而且在同一页纸上，我不会去写下一段——我会再放一张新的纸。
腾讯文化：你怎么修改呢，是用笔在打字稿上修改吗？
德里罗：是的，用笔，在纸上改。然后我会重新再打一遍。
腾讯文化：你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写最初的十年里，你写了许多小说，但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那时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德里罗：我没注意到自己受不受关注这件事。那时获奖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不在乎。我不认为自己是美国当代小说潮流中的一分子。我不认为我已经进入其中了。
那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年代。就算在那时，一个小说家有没有登上《纽约时报》书评版的头版，对出版商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意外的是，我的第二本书《球门区》（End Zone）登上了头版，这让我的出版商很高兴。当然，它也是一件好事。除此之外，那是一个黯淡的年代，但这恰恰是符合我当时的心境的。
就算在开始获得更多关注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关注是从《名字》开始的。
后来是《白噪音》，这本书获得了很多关注。之后是那本关于肯尼迪被刺事件的《天秤星座》。
腾讯文化：你是怎么想到去写《天秤星座》的呢？
德里罗：它让我也很吃惊。我觉得是因为在那个时期，总统被刺事件一直被人们反复争论：杀手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吗？还有别的枪手吗？
我对整个事件和背后的文化现象很感兴趣，就去了达拉斯、沃斯堡、迈阿密、新奥尔良做研究。我第一次为一本书去了那么多地方。
我在这些城市的街上游荡，边走边做笔记。我想知道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住在哪里，我想去看他住过的那些房子。整个过程很有挑战，但也非常有收获。这本书也获得了不少关注。
那时也是美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发生了更多的刺杀事件，以及暴动、游行。当然，还有战争，包括越战。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
腾讯文化：是的。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在你后来的作品中，这个年代反复出现。而在你的作品中，“恐惧”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德里罗：还有“偏执多疑”（paranoia）。
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偏执的小说家，但我不是。文化本身就是偏执多疑的。我认为它的直接起因就是1963年的肯尼迪被刺事件，它的影响持续了二十多年。
我记得，在我的第一本小说《美国风情》（Americana）里，我就写到过这个事件。我是1968年开始写这本书的，在小说的最后一页，我决定让主人公大卫·贝尔成为肯尼迪总统车队里的一员。所以那个事件中的许多地点都出现在了小说中：拉斐尔德机场、三道桥、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工作过的教科书仓库、埃尔姆街……我记得我曾经坐在车里，或者站在围栏后面，看着埃尔姆街……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肯尼迪事件造成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集体意识？在你还没有专门去写一本关于它的书时，你就已经写到它了。
德里罗：我认为是的。这种恐惧一直在延续。我后来在《毛II》和《地下世界》中都写到了。《毛II》里写的是恐怖主义，《地下世界》写的是对世界的不信任。一开始，我只是对1941年的一场著名的棒球赛感兴趣，我以为它就是一个50页的小东西。
腾讯文化：但《地下世界》最后变成了800页，是你最长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你写到了很多不同时空的人物和故事。
德里罗：《毛II》为这本书做了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地下世界》会变得这么长。写这本书用了五年，在这期间，我没有考虑过它会花我多长时间。我只是去做了必须要做的，不去管结果如何。它是一个挑战，我想我完成了这个挑战。
希腊岁月：历史就在你眼前发生与展开
腾讯文化：你的文字风格很特别，它结合了两种十出突出的品质，即简洁和激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
德里罗：我想，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形成的。从六十年代晚期到整个七十年代，我一本接一本地写了好几本小说。对这些书，我完全不后悔。
但在八十年代早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搬到了希腊，住在雅典。当时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开始注意到周围的那些艺术：三维的艺术，大理石上古老的希腊字母。我开始特别仔细地观察那些字母的形状。
我不懂希腊文，对那些古老的历史，我一句话、一个字都读不懂。但我非常用心地观察那些字母，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在写作时变得更仔细了。我会去看那些句子中的单词，以及单词中的字母。有时候我会发现字母之间的联系，比如一个词开头的字母和结尾的字母之间的联系。我认为这很有趣，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视觉体验。我从八十年代就开始这么做了。
腾讯文化：你关注的是这些字母视觉层面的关系？
德里罗：在写我最近的一本小说《开氏零度》（Zero K）时，我写下了一句话：“Sky, pale and bare.”注意pa和ba的关系。然后是“Day fading in the west. If it was the west, if it was the sky”。两句话里几乎全是单音节的词，只有一个词有两个音节。这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但写出来后，我就注意到了。
腾讯文化：所以这几乎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德里罗：是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视觉行为。虽然我是在写散文，而且读者对此未必会很留意。
腾讯文化：这种对视觉的关注，可能给你的语言增加了一种音乐性。
德里罗：我希望是的。
腾讯文化：离开美国去希腊生活的这段经历，影响了你看待美国的视角吗？
德里罗：我认为是的。而且我是在雅典。在那个时期，整个中东和地中海区域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伊朗君主制度的终结和霍梅尼的上台。突然间，雅典有了许多伊朗难民。在那个地区还发生了许多劫机事件。在那个时期，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动荡不安，那种“历史就在你眼前发生与展开”的感觉。这几乎给我每一天的写作都提供了新鲜材料。
腾讯文化：这成为了你的小说《名字》的创作背景，它也是你最早获得广泛关注的一本小说。
德里罗：是的。我从来没有这么工作过，从来没有体会过将前一天的经历直接转化成第二天的工作的感觉。
它是一种美妙的体验。就在我的身边，可以写的太多了——人物、地点、事件。那些餐厅、酒吧，旅居国外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怎么生活，所有这些都直接进入了《名字》这本小说。
我十分享受写这本书的过程，就好像材料都是现成的，我甚至都不用坐下来思考。它们就在我身边，唾手可得。这本书就是这么写成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写这本书，我只用了两年。如果现在要我去写它的话，我可能永远也完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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