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原名玛格丽特·陶拉迪欧，法国作家、电影编导。代表作有《广岛之恋》、《情人》等。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十八岁时定居巴黎。自1942年开始发表小说，1950年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使杜拉斯成名。这段时期的作品富有自传色彩。自1953年的《塔基尼亚的小马群》起，杜拉斯探索新的叙事语言，逐渐抹去小说情节，更强调主观感受和心理变化。1955—1965年是她创作上的高峰期，代表作有小说《如歌的中板》、《副领事》，以及剧本《广岛之恋》等。1984年发表《情人》，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
杜拉斯，我把生活当作神话来过
黄薇
曾经有段时间，几乎每个文艺青年都会背诵《情人》著名的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开篇被王小波称作“无限沧桑尽在其中”。上世纪90年代，杜拉斯在中国风靡一时，虹影说：“中国女作家都受过杜拉斯的影响”，远的如林白、陈染，近的如棉棉、卫慧、安妮宝贝，观念与创作无不受其强大辐射。杜拉斯甚至一度诡异地融入中国小资文化的潮流，喝星巴克，读杜拉斯，是当时都会女郎好品位的象征。
真实的杜拉斯绝对不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作家，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以晦涩迷离而著称。她极端而鲜明的个性，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注定对她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爱恨交织。就像有评论所说，她的读者也是“被选择的”，喜欢的人被她层出不穷的警句一语击中，从此欲罢不能，不喜欢的则似一头雾水，无缘靠近。
越南是影响一生的关键词
人们往往说，杜拉斯有两个人生：她生活的人生，与她叙述的人生。如何区别两者间的界限，是给杜拉斯写传记的作者最感为难的事情。《情人》中也有杜拉斯一贯的摇曳模糊，但基本可以看作是作家本人年轻时的写真。杜拉斯在越南出生，成长，直到十九岁半才真正离开这个炎热的国度。这段异域色彩的童年时光，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越南于1884年正式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络绎不绝从法国马赛开来的轮船上，就有杜拉斯的父亲与母亲。一个丧偶鳏夫，一个离婚女人，在越南相识后重新组成新的家庭。1914年4月4日，杜拉斯在西贡（今胡志明市）降生，她是家里第三个孩子。
家中原本的好光景，在父亲日渐沉重的病情中渐渐颓败。杜拉斯7 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已是44岁的中年妇人，迅速地衰老了，“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杜拉斯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哥皮埃尔中学毕业后，整天无所事事，粗暴冷酷，经常辱骂殴打弟弟妹妹。但奇怪的是，母亲却偏偏喜爱这个酗酒且暴力的哥哥，只叫他“我的孩子”，其他的就叫“两个小的”。即使儿子吃喝嫖赌，撬开橱柜偷钱，她也从未抱怨过。杜拉斯在亲情的荒芜中长大，她渴望母亲的爱而不得，致使一生中她对爱都索求无度，又极度缺乏安全感。
杜拉斯跟着小哥哥保尔过着特别野性的生活。他们整日里在平原上光着脚疯跑，抓鱼摸虾，张网捕鸟，保尔还是一名出色的猎手，甚至带着杜拉斯捕猎猴子与黑豹。他们讲越南话，与越南孩子们一起玩，被当地的白人侧目。这样的童年当然与众不同。杜拉斯日后不羁的个性，自由的笔触，似乎都深受其感染。
1928年，母亲被任命为沙沥女子学校的校长。当她看到殖民当局贴出的土地拍卖告示时，拿出自己毕生积蓄与全部抚恤金，买了一块近三百公顷的地！她想要和命运抗争，奋力一搏。因为没有贿赂当局，母亲买下的是一块无法耕种的盐碱地，年年被如期而至的海潮淹没。性格倔强如她，不肯放弃，并动员当地农民不辞劳苦修筑堤坝，无情的潮汐仍一夜之间就摧毁了她的全部努力……母亲被击垮了。1950年，杜拉斯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三本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岸》，这部成名作无情揭露了法国殖民当局的黑暗与腐败，却与当年的龚古尔奖擦肩而过，让杜拉斯很是愤愤不平。
1929年，母亲把杜拉斯送到西贡读中学。她的成绩名列前茅，母亲希望她继承父业，以后当一个数学老师，但她却开始迷恋文字的力量。杜拉斯少女时代的倩影，眼睛忧郁而明亮，一张脸彼时尚未被酒精摧毁。湄公河的渡船上，她认识了一个主动向她搭讪的中国男人……然后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他的情人。中国情人非常有钱，母亲对这段关系保持暧昧的默许，杜拉斯从他那里得到钱，但母亲又每每忍不住恼怒羞耻，雨点般的拳头落在女儿身上……贫穷的白人与黄种的富人，种族、身份、地位的倒置落差，让这段恋情格外耐人寻味。
中国情人的父亲，早替儿子定下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为了让儿子从这段感情中割舍出来，他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偿。一个传记作者称杜拉斯亲口说过，这笔钱达两百万法郎。母亲因此终于还清了此前失败欠下的债务。1931年，她将18岁的杜拉斯送回法国，夜航轮船上不知是谁奏起了肖邦的圆舞曲，乐声如诉，少女才发现自己深爱着中国情人……此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越南、情人、爱情，将会一遍遍出现在她的书中。
爱情、政治，都令人心醉神迷
1935年，杜拉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法学院。日后她总结自己这段生活：那时候过着“一种骚动的生活”，浪漫史不断，近乎放荡。“如果不当作家，我就去当妓女。”她曾说过如此惊世骇俗的话。1938年毕业后，杜拉斯进入法国殖民部工作，在国际信息资料部当助理。期间，她和自己的上司一起合作写了一本《法兰西帝国》，在书中赞美法国的军队和殖民主义，为法国的殖民政策背书。杜拉斯后来从不提及这本书，大概是把它当做自己年轻时犯的“错误”。
1939年，战争迫在眉睫，杜拉斯给已入伍的恋人罗伯特发了一封求婚的电报，请他速回。她非常欣赏罗伯特的学识和智慧，很听他的话，这大概在她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1939年9月23日，两人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婚礼。夫妻俩保持着一种松散自由的关系，两人各有情人，互不干涉。
杜拉斯曾在战时的出版检查分配处做秘书，初审书稿，她总为爱情故事开绿灯。她对审读员马斯科罗一见钟情，因为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她疯狂爱上了他，和所有的情人断绝了关系。她把马斯科罗介绍给罗伯特，两个男人出乎意料地一见如故，成功建立起一种乌托邦式的三人世界。马斯科罗后来成为她唯一孩子的父亲。
战时三人都参加了抵抗运动组织，后来出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是他们的战友。密特朗多年后回忆：“我们当时唯一的激情，都倾注到了对真理的追寻上。”圣伯努瓦街5号，杜拉斯的家，变成了自由友谊之舟，为抵抗组织的志士们提供藏身栖息之所。杜拉斯也懂得如何招待客人，做得一手好菜，美妙的熟肉点心和越南米饭，知道在哪儿能买到巴黎最好的猪尾巴。她在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传递信件，组织成员碰面，密特朗称赞她是一位投入满腔热情的出色联系人。 1944年，杜拉斯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她把它看作是她政治生活中的第一次历练，“非常无情，由于它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和迫使你作出的不断修正”。圣伯努瓦街5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常常争辩得面红耳赤。40年代末，杜拉斯对法共内越来越明显的斯大林主义倾向不满，参加党内聚会的次数越来越少。也因为她猛烈的公开批评，以及“个人生活腐化”，1950年收到她的退党信后，法共正式将她开除出党。“灵魂深处我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除了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今后还能做什么样的人。”
杜拉斯与波伏娃两人互相瞧不上，两人曾拥有一个共同的情人博斯特。杜拉斯说：“波伏娃一钱不值”，波伏娃则说：“解释一下，我可看不懂她都写了些什么”。杜拉斯想在萨特主持的《现代》上发表文章，被他粗暴地拒绝了，“您写得很糟糕，不过这话不是我说的。”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上，杜拉斯选择与萨特、波伏娃一起并肩战斗，从一般的表态到公开站到法国政府的对立面，她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54岁的杜拉斯参加游行，奔跑在警察前面高呼口号，跟着大学生占领巴黎索邦大学，不分昼夜听学生演说。当时著名的运动口号，“我们不知道往哪儿走，但这不能成为不走的理由”，“禁止一切禁止”等，都出自她的手笔。
杜拉斯热衷搞政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搞政治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搞政治更幸福、更令人心醉神迷的事情了。”她喜欢大放厥词，谩骂或诅咒，也无视所谓的“政治正确”，极端一如她的文学：“让世界走向消亡吧，这是唯一的政治”，“我不赞成拥有妻子和孩子，今天的年轻人们已从这种优先考虑占有的爱情模式中摆脱出来”等等。往往左派不喜欢，右派也不接受。不过她也不在乎，依然一如既往。
电影也是一种写作
因为过了头的自信，与咄咄逼人的个性，年近半百的杜拉斯身边少有朋友，情人们纷纷离去、背叛，曾经左右她牵绊她的情感都让她厌倦了，儿子乌塔也已长大成人……“沉沦三部曲”：《劳儿的劫持》、《副领事》、《爱》，产生于一颗最孤独的心。1958年，她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岸》改编电影的版税，买了一栋诺弗勒城堡，她关在屋子里，远离人群，甚至连电话都不接，在那里度过了近十年隐逸的写作生涯。“一本打开的书就是漫漫长夜。”
“沉沦三部曲”被有的评论家誉为“杜拉斯最美的小说”，也是她最为钟爱的作品。结构主义大师、心理学家拉康以她的小说为分析案例，专门写了《向杜拉斯致敬》一文：“玛格丽特·杜拉斯看起来不需要我也知道我教授的东西。”杜拉斯并不领情：“这份敬意是巨大的，但这份敬意最后绕到他自己头上去了。”
也是从“沉沦三部曲”开始，杜拉斯彻底背离了传统的叙事轨道，人物、情节、结构、细节统统抛弃，词语如同一场反叛，小说变成雾气一样的氛围，无头无尾，无始无终。杜拉斯不屑评论界将其归入“新小说派”的范围，她拒绝被归类。
杜拉斯与电影结缘，也是因为她的小说。让她扬名立万的起点是1959年的《广岛之恋》，导演是前不久刚去世的“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阿兰·雷乃。刚拍完《夜与雾》的雷乃，打算拍一部关于广岛核爆炸的故事片，他最先考虑的是波伏娃来写剧本，后来选择了萨冈，但萨冈却临时失约了。雷乃突然想到刚看过的小说《琴声如诉》，他深为杜拉斯语言的音乐性倾倒。
《广岛之恋》后来的成功证明这个选择是多么英明，它被视作现代电影的开山之作。杜拉斯独有的诗意、哲思、破碎跳跃的台词，与耳目一新的镜头表现形式相得益彰。“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这句简单却深邃的对白传遍了全世界。女主角在战争中苦痛复杂的心态，同样融入了杜拉斯自己的切身体会。最后也是她提议将电影改叫《广岛之恋》，并留下了著名的论断：“谈论广岛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做的只是不可能议论广岛这件事。”
“五月风暴”后杜拉斯对政治失望，她无法容忍别人改编她作品时的“背叛”，她旋即迷上了用电影自我阐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接近儿子的一种方法：乌塔从来不谈论书，只爱电影，拍电影可以让他参与其中。杜拉斯从来是一位疼爱孩子的母亲。
从1973 年的《娜塔丽·格朗热》到1985 年的《孩子们》，杜拉斯一共执导了十九部电影，包括四部短片。全部电影的剧本都由自己创作，监制、导演，兼职剧务，她包揽了一切。“有空的话就来吧，我不会付您报酬，但可以管吃住，我们将过一种团体的生活。”就这样，她招徕了一帮比自己小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一起工作，她兼职为大家做饭。
杜拉斯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完全是在实践中学习，不时逗趣地说：“耐心点儿，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摄影机放哪儿了。”她一贯内心强大，完全不理睬电影专业人士的揶揄嘲弄。由于缺乏资金，电影都是小制作，快节奏，一般不超出一个月。她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让每个人都享受表达的权利，又能让团队以她为中心组织起来。
拍电影更像是她的一种写作方式，将文本用画面的形式翻译出来。影片中有她一贯的主题：爱、死亡和疯狂，价值的颠覆，毁灭的情结。她尝试了所有的调子：传统叙事型的，实验电影，创造性的纪录片，哲学对话式的，喜剧电影。她的电影里没有一般意义的对话，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呓语、嘶喊、音乐，或者是它们的混合，故意使用音画不对位，解构人们对电影的一切通常认知。她甚至拍过没有画面的电影，只有声音、文本与黑色。
唯一一部取得商业成功的电影是她的《印度之歌》，形式仍“很杜拉斯”：画面上的人物并不开口说话，导演坚持所有声音必须是旁白。拍摄地点在法国，音画气氛却传达出某种难以言传的真实，不停有人看完后问杜拉斯，您是在印度什么地方拍摄的呢？《印度之歌》赢得了一片喝彩，以至于影片当年没有获得金棕榈奖时，评论界群起指责这是“不可原谅的蠢事”。在一片争议声中，杜拉斯的电影因其与众不同的风格，成为七八十年代电影一面先锋旗帜。
最后的“情人”
十年一觉电影梦，激情都已释放，年轻人离开了，杜拉斯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沉寂。这位终身热爱酒精的女人，在年近古稀之时开始通宵达旦地狂饮——为什么要酗酒，因为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她说。这段最无着的时期，杜拉斯却无意收获了一段陪伴她走完最后岁月的爱情。雅恩·安德烈亚，一个同性恋者，20岁时成为杜拉斯忠实的书迷，1975年他参加完《印度之歌》的一次见面会后，就开始给杜拉斯写信，每天一封，一写就是五年。杜拉斯终于注意到这个年轻人，1980年她写信邀请雅恩来拜访她。这一年，杜拉斯66岁，雅恩28岁。从此巴黎河岸边多了一对游荡散步的伴侣，极矮的挽着极高的背影，非常醒目。
性格羞涩温和的雅恩，被杜拉斯养在家里，身兼情人、保姆以及出气筒。他崇拜她，替杜拉斯整理稿子、购物、干杂事，忍受她的乖戾专制，两人在一起生活了16年，杜拉斯不知道雅恩爱吃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把菜单递给过他。他有时也想摆脱她的控制，出逃、彻夜不归，但最后总会神奇地回来……“她比我更年轻。她猛冲猛杀，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再是我，是她以强大的威力使我存在。”当杜拉斯带着雅恩抛头露面，有记者问：“这总是您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答：“我怎么知道呢？”
1983年，杜拉斯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酗酒造成了肝硬化。儿子乌塔请杜拉斯给自己编的一部家庭影集的照片添写文字说明，她几星期内就写了八十多页，“写我的一生，写我一辈子所有的岁月”，雅恩建议她将其整理成一部小说出版。这就是日后著名的小说《情人》，1986年子夜出版社甫一出版，两万五千册书就被一抢而空。出版社竭力加印十万册，又在五天内销售一空。知识分子味十足的杜拉斯第一次成了流行作家。
龚古尔文学奖通常以奖掖无名青年作家为己任，此时也愿意来个锦上添花，决定把这一年的奖授给杜拉斯。她的回答高傲而冷静：“龚古尔奖没有找到拒绝将奖项颁发给我的理由。”“普鲁斯特也得过龚古尔奖。”终于报了36年前的“一箭之仇”。如今《情人》已被译成42种语言，全球销量达3000多万册，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法语作家之一。
1992年由梁家辉、珍·玛奇主演的同名电影，推动热潮再次升温。杜拉斯却开始痛恨自己这部书，一是她原想当导演与编剧没有当成，更重要的是，在她看来，写作就是摧毁，把现有的一切秩序破坏掉，如果作品变成“主旋律”，那么就一定要反抗。1992年，得知中国情人去世后，78岁的杜拉斯又将这个故事重写了一遍，书名叫做《中国北方的情人》。法国流传这样一句俗语：皮亚芙（法国通俗女歌星）老唱同样的曲子，杜拉斯老写同样的文章。
她无法停下来写作，“写作，那是我生命中唯一存在的事”。直到1995年，雅恩将杜拉斯在最后意识尚存阶段，不时迸发的精彩絮语记录下来，成了她的最后一本书《全都在这里了》。1996年3月3日，杜拉斯走完81年丰富的生命旅程。这个世界注定不会遗忘她。而她也早有预见：“我身高一米五，但我属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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